吴志峰：货币的本质及Libra等算法信用货币的未来

近日，IMI特约研究员、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国际战略一处处长吴志峰从货币本质的角度，撰文分析了Libra等数字货币的未来。文章指出，如果货币的本质是共识信用成立，在数字经济时代，货币的进一步数字化演化就具有逻辑基础。

当地时间10月23日，Facebook创始人兼CEO扎克伯格就Libra稳定币项目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接受了超过六小时的听证。在听证会上，他坦言Libra是一个有风险的项目，自己其实也不知道Libra是否会成功。

今年6月，Facebook发布Libra项目，引起了全球热议。然而短短数月时间，Libra不仅面临着技术方面的难题，而且要接受来自各国监管机构的挑战，近日，更是面临着PayPal、万事达、visa等创始成员相继退出带来的困难。

Libra等数字货币会有未来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谈一谈货币的本质。

传统理论强调货币是交换媒介，即人们接受的不是货币本身，而是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可以在将来购买到需要的商品和劳务，从而解决物物交换中需求的双重巧合问题，即当我想卖的东西正好是你想买且你想卖的东西正好是我想买不同时发生时，人们可以通过接受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来促成交易的发生。然而，随着考古学证据的挖掘和研究的深入，比如央行孙国峰司长在论文《货币创造的逻辑形成和历史演进：对传统货币理论的批判》中指出，传统理论的这个观点可能只是逻辑推理而得不到考古学的支持。

确实，作为考察货币起源的著名例子，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用刻有债务的泥板来作为货币。泥板上不仅记录债务人偿还债权人的承诺，还记录着持有者的名字，债权人可以将持有的泥板转让给他人以实现债权转移。在这里，泥板确实不是作为物物交换的媒介，而是作为债务凭证。

在中国，人们通过结绳记事来记录债务。当交易增多，结绳难以满足记录债务的需要时，人们逐渐将贝壳作为债务凭证。贝壳作为货币并非是因为贝壳本身具有价值而成为实物货币，而是因为两片壳形态对称的外缘高度契合，再加上便于加工和携带，是理想的一式两份的借条契约形式。

剑桥大学长期研究物物交换的学者卡罗琳·汉弗里指出：从来没有人描述过纯粹以物易物经济的例子，更不用说货币从中产生的过程。所有人类学研究都表明，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的经济模式。

学者们最新的研究和阐述从逻辑上帮助我们摆脱亚当•斯密以来的货币起源建构，货币不再是从物物交换中脱颖而出的一般等价物，而是作为可转让的债务凭证而产生。

孙国峰在其论文中有一个关于私人信用货币，政府信用货币和银行信用货币的三阶段货币构建，逻辑自洽地给出了货币进化的解释。认为私人信用货币作为私人债务凭证，其转让或流通范围受到私人信用强弱的影响。理想的是，最具一般性的信用货币是全社会共同持有的同一个债务人的债务凭证，可以将其称为最终债务人。这个最终债务人不能仅仅与每个人有债务关系，还应当有债权关系。政府因为具有征税权成为最终债权人，从而也最适合成为全体国民的最终债务人。因此，私人信用货币发展为政府信用货币，政府垄断了货币发行权。

然而，笔者认为，债务凭证作为货币的起源，其实也仅有外在的表现形式，其具有货币属性仅仅在于大家都信任这个债务凭证，具体表现在可转让性，如果没有信用，债务凭证就不能转让，而不能转让给第三者的债务凭证无法充当货币。因此，与其说货币是债务凭证，不如说货币是为大家共同接受的信用凭证，是达成共识的信用。

现在人们已认同货币的本质是共识信用。不过这种认识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贤如亚当•斯密，他曾举例纽芬兰渔夫以鳕鱼干作为货币。在纽芬兰的捕鱼业中，渔夫负责出海打渔，其他人是商人，渔夫将鱼干卖给商人，并在商人的账本上记录一次信用，渔夫可以凭借这个信用购买日常补给。在这个例子中，鳕鱼干并不是货币，商人账本上记录的信用才是货币。

在货币起源的考察中还有一个例子非常著名。太平洋的雅浦岛上的居民用巨大的石盘来作为货币，石盘有些有简单的符号，有些则什么记录都没有。这些石盘很笨重庞大，甚至无法搬移。显然，岛上的原始居民接受石盘不是为了搬回家将来换想要的物品和劳务，甚至也没有记录债权债务关系，应该就是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信用共识，就是这样的信用共识成为雅浦岛上的货币。雅浦岛上的石盘货币曾经引起包括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大师的感叹，他们甚至因此觉得雅浦居民的智慧要强过视黄金等实物商品为货币的现代人。

对于深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育的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我们长期受到的教育告诉我们，货币必须具有内在价值，应该盯住黄金等实物资产或者必须以国家信用背书，全然忘记了黄金进化为货币的实质原因以及国家信用背书的演化过程。虽然黄金和国家背书能提供信用，但它们并非信用本身，理论上说，如果某样东西能让人们达成共识的信用，它就具备成为货币的条件。

如果货币的本质是共识信用成立，在数字经济时代，货币的进一步数字化演化就具有逻辑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现实中的货币主要是银行存款，它构成了广义货币M2的主要组成部分。银行信用充当货币满足了工业经济时代生产规模快速扩张的需要，突破了政府信用货币不足的制约。银行向企业贷款的同时也创造了存款货币，企业得到存款货币后可以进行投资，从而推动生产规模扩大。

然而，银行信用货币是以政府信用货币为支撑的，孙国峰称之为“公私合营”的制度安排。作为政府信用的中央央行允许银行的存款负债兑换为央行负债（现金），并贷款给银行（央行存款），以政府信用的无限存续期支撑了商业银行机构有限存续的信用，协调了银行作为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与一般企业与个人期望持有的银行存款货币无限存续之间的矛盾，从而在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建立起一套耦合完整的现代银行信用货币系统。因此，在银行信用货币时代，还看不出银行信用对政府信用的取代，国家垄断货币发行仍被视为铁律。

然而银行信用货币虽然满足了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却无法满足数字经济时代货币价值点对点转移的需求。工业时代的银行系统成本高昂，需要在数字时代进一步演化。这时我们发现有两点基础：

一是既然货币的本质是共识信用，而不是内在价值和政府背书。那么在数字经济时代，如果算法能使人们达成对信用的共识，它就具备成为货币的条件。比如比特币就是一套算法，既没有内在价值，也没有国家信用背书，但人们对它的信用共识越来越强，社会接受范围越来越广，即使由于价格波动太大不能成为价值尺度，但市场接受比特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商家越来越多。另外如Facebook牵头要推出的Libra，虽然现在受到很多监管质疑和拦阻，但全世界政府对Libra的紧张正在于Libra依托Facebook近24亿的全球用户，具有达成广泛信用共识而成为超主权货币的潜力。

二是私人机构或联盟发行的数字货币与政府法定货币也并非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而是合作的孪生关系，甚至是类似银行信用货币与政府信用货币的耦合支持关系。至少，目前所有非主权数字货币都没法充当价值尺度，需要现行法定货币来充当价值之锚。法定货币再笨重，它作为货币单位早已为人们达成了信用共识。事实上，也正因为法定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符号作用，现在数字货币发展的重要方向是稳定币，是以锚定法定货币币值稳定作为价值取向的。如果基于法定货币的价值之锚共识和数字货币点对点价值转移的成本效率进行组合发展，甚至借鉴银行信用货币时代发展出一套与法定货币耦合共进的制度体系，必将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