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构建的指标显示，美国仍然是世界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中国将自身发展融入世界，获得了国力的长足发展。当前美国虽然面临种种问题，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即将衰落。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持续低迷，贫富差距扩大，而中国经济话语权则不断上升，中国经济也从外向型经济逐渐向更依赖内需的经济转型。
疫情结束后中国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国际环境。西方必然会放大民众的反华情绪，指责中国在抗疫期间的各种行为。同时，西方国家将会更加意识到一个强势政府的重要意义，政府将在国家生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中国政府和企业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当前要管控好中国和西方的分歧，不要让西方从“经济民族主义”转变到“民族主义”。同时要防止国内民族主义的兴起，并利用爱国主义绑架政策空间。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要产生美国已经衰退的战略误判，要发展好同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防止国际格局滑向冷战深渊。中美完全脱钩将意味着全球秩序的颠覆。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霸权，世界权力结构从双极走向单极的一霸结构。中国就是在这个结构中崛起的，中国的崛起会对既有结构产生影响，但是影响不代表权力结构发生了改变。如果中国不与美国完全脱钩，全球化虽然倒退，但是至少还存在。那么在全球化下，世界只有一个权力体系，一个霸权。虽然现在常常听到所谓的多极化的发展，也只是单极权力结构内部的权力中心，并且这些权力中心是围绕着唯一霸权，即美国运作的。应当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呢？我们认为，中国的崛起其实是在一个权力极内部的一个权力中心的崛起，未来还有可能有其他权力中心的崛起。在这一背景下，现有的国际秩序尽管会面临一定的张力，但仍然会处于斗而不破的状态，不会产生失控的结果，前提是中国仍然承认这个体系。
文：曹知立 马图南
当前全球局势风起云涌，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二战之后长期的和平与发展的主基调正面临严峻挑战。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袭击全球，疫情不仅对全球经济形成了明显的冲击，也将进一步对目前的国际秩序产生影响。现有国际秩序将如何演化，疫情之后中国将如何应对，这是我们试图在本文中回答的问题。
要回答未来全球格局如何演变的话题，需要对全球主要国家的综合实力做出评估，来观察长周期视角下，各国实力如何变化。
1. 美国仍然是全球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
为了探究全球主要国家的相对实力的变化，我们构建了一个基于经济、科技、教育、金融实力等的一个综合指标。该指标主要包括GDP总量，人均GDP，人力资本水平，科技发展水平（TFP），贸易量占全球贸易额比重、外汇储备地位六个分项，结果如下：
从这一图中我们可以得到：一是美国自战后以来一直是世界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二战之后，美国实力独步全球，并且一度扩大了自身的领先优势，2000年以后，由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实力的快速崛起，美国的相对实力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领先。二是德国作为欧洲领头羊仍然具备较强的竞争实力。欧洲主要国家在教育水平，科技实力等软实力上整体占优，德国作为其中代表，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竞争力。相比之下，中国的主要优势在于GDP、贸易额等总量指标，但在人力资本、科技实力以及人均GDP等方面仍然与欧洲国家存在差距。此外，这一指标主要是从经济实力和部分软实力层面进行评估，并不能充分反映国家竞争中的所有层面。部分非经济因素，如军事实力，社会开放程度，全球信誉等并未纳入这一指标。如果将这些指标纳入评价，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可能会被拉大。
因此，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美国并没有衰落，只是相对实力出现小幅度下滑。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尽管缩小了同美国的差距，但从全球横向对比看，美国仍然是全球实力最强的国家。当前美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两党政治斗争导致政策不连续和部分错误政策的出台，并不构成其衰落的必要条件。从经济角度看，美国经济依然具有强大的竞争力，美国企业的公司治理能力，创新精神，盈利能力等也都在全球领先，判断美国衰落还为时尚早。考虑到疫情背景下中国和西方国家舆论斗争加剧，保持这份清醒对于避免战略误判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2. 中国国际实力的显著提升是二战之后最明显的变化
融入全球化前的中国还是贫穷的社会主义国家。建国之后，中国的综合国力在波动中缓慢上升。建国初期，中国并未融入西方体系，在50年代末又和苏联脱钩，整体处于被孤立的状态。叠加国内又出现了大跃进的浮夸风，因此中国还是一个贫穷的社会主义国家。60年代初期我国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因此综合国力出现下降。但自此之后中国的综合国力便不断上行。我们想强调的是，中国的综合国力的上行并非始于改革开放，而是从1960年代起便处于持续的上升周期中。我们认为，尽管改革开放前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没有充分的反映在居民生活水平上，而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并且在动荡的10年中整体教育水平较50年代还是有所提高的情况下，人力资本水平逐渐提升。这也为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综合国力获得长足的发展，这也是融入全球体系的结果。中国在国际大循环理论框架下，将自身嵌入到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中，通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工业积累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再用工业发展后积累的资金返回来支援农业，从而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不断提升了自身的综合国力。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国通过下调关税，降低非关税壁垒等手段，进一步提升了市场化水平，经济增长显著加快，综合国力也明显提升。
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也使得中国当前在国际环境中面临来自西方国家的挑战。有观点认为当前中国应该继续奉行韬光养晦的战略，外交上要尽量不引起别人的注意。问题在于当中国经济仍然比较弱小的时候，我们主要的战略是“引进来”，韬光养晦尚存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但当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产业面临进一步“走出去”的需求，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随之上升，这会导致中国在国际层面上与西方产生摩擦，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对抗，这是由国家的体量决定的，也是难以避免的。我们要做的是更好的管控这种对抗，不要主动扩大或升级对抗，为自己的发展留出更多空间。
3. 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
结合纵向和横向来看，二战之后的世界格局经历了几次重要变化，我们将在这一部分简要叙述这些变化，为理解当前的局势提供更好的借鉴。
二战之后，冷战格局形成，全球处于双极体系。美国建立了以北约盟国为主要成员国的联盟，与苏联及其盟国展开全方位的竞争。在军事上，美国和苏联开展军备竞赛，大规模发展武器装备，在经济上，主要国家分别加入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并展开竞争。冷战时期，全球呈现出两极竞争的格局，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霸权，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也是建立在美苏均势以及核威慑的基础上的。
美国经济在战后20年整体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尽管在60年代初期一度遭遇周期性衰退，但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坚定实施减税政策，为企业减负，很快将经济从衰退中拯救出来。欧洲方面，上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对欧洲实施了马歇尔计划援助，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1948年对外援助法》，马歇尔计划正式实施。1948年-1952年，美国通过该计划向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援助共计131.5亿美元，其中90%是赠予，10%是贷款。马歇尔计划帮助西欧各国走出了战后经济困难，开启了欧洲发展的黄金二十年。
60年代，日本开启了经济发展的黄金阶段。战后日本经济艰难起步，但进入60年之后，日本通过承接西方发达国家转移的纺织业和重化工业，开启了经济增长的黄金20年。这一时期，日本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政府加大人才培养和教育力度、城镇化进程加快、投资和消费革命产生了强劲的内需、实施促进产业升级的产业政策、外部环境相对友好，一系列因素刺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
进入70年代之后，美国经济遭遇了滞胀的挑战。从外部来看，战后德国和日本崛起，工业生产能力增强，工业品抢占美国产品市场，美国贸易顺差逐步下降甚至出现逆差。从内部看，美国传统经济增长遭受挑战，一方面战后利用海外廉价能源高速发展的模式已接近尾声，钢铁、汽车业增速放缓、产业经济结构亟待变革；另一方面，新的科技创新推动力短期内无法转换成生产力，微电子技术与生物工程尚在探索，计算机、电视机、民航业主导的新时代还未到来，经济增速逐步放缓。
宽松宏观政策、失效价格管制叠加石油危机推升物价上涨。1970年美国GDP增速放缓至0.2%，在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尼克松政府采用宽松货币、财政政策，1971年初美联储连续5次降息，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6%降至4.75%，实际联邦利率降至3%-4%水平。同时，尼克松政府倡导的“新经济政策”，实质为扩大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尽管存在工资和价格管制，但物价仍快速上涨。此外，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贬值叠加1973年末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致使能源价格迅速抬升，进一步刺激物价飙升、经济生产受创，CPI同比在1974年抬升至12%，美国经济滞胀加剧。
为了应对滞胀，并重新提振经济增长，上世纪80年代，主要西方国家纷纷采取了一系列简政放权，放松管制的政策，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美国，里根政府大规模减税，将资本收益最高税率从28%减到20%；全面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50%降为35%。同时，放松了对反托拉斯法的实施，鼓励企业合理的竞争。解除航空业管制，部分放松汽车、金融、钢铁等多行业管制等。在英国，撒切尔夫人政府大规模推行私有化政策，将电信、航天航空、造船、汽车、钢铁、电力、供气供水等国有垄断公司的股票卖给民众，并取消石油、邮电通信等领域企业的垄断地位，并将个人所得税税率从33%下调至25%。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引导下，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逐渐走出滞胀阴影，开启了新一轮的增长。
从当时情况看，新自由主义改革是当时西方解决滞胀问题有效措施。90年代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美国学者曾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措施总结为“华盛顿共识”，并在世界多个国家推行这一举措。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在80年代初期解决了滞胀问题，但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在于为全球化的资本流动创造条件，使资本的收益大幅提高，加速贫富差距的形成。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指出，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是为国内外资本的高盈利创造种种条件[1]。而这在过去40年逐渐造成了美国贫富差距扩大，并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新自由主义理论目前也面临挑战。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速整体持续低迷，发达国家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这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1.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经济民族主义明显抬头
全球经济增速中枢下降。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速较金融危机前出现明显放缓的趋势，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9年-2018年全球GDP年均增速为2.53%，较1999年-2008年的年均增速下滑0.81个百分点。主要经济体的GDP增速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美国1999年-2008年GDP年均增速2.64%，2009年-2018年则下滑0.88个百分点至1.76%。与此同时，德国近20年的GDP增速从1.59%下滑至1.28%，中国也从10.2%回落至7.9%。
大规模的QE加剧了贫富差距。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长期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联储大幅降低利率，并采取了3轮量化宽松政策（近期为应对疫情，美联储开启了第四轮量化宽松）。然而，长期的宽松政策并未给世界经济带来明显的增长，反而将大量流动性引入金融市场，形成了美国股票历史上最长的牛市。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回报率出现了明显的剪刀差。
资本回报率大于实体回报率，助推美国产业空心化。从上图我们还可以得到，美国的实体经济回报率自70年代以来持续低于资本市场回报率[2]，这一差距在金融危机之后被显著放大。这产生的直接后果便是美国贫富差距的明显扩大。这是因为利用资本投资获得收益的人群通常是富裕阶层，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主要依赖于实体经济的增长。这就导致美国的资本投资者不仅拥有更多的财富，其回报率也高于普通劳动者，因此长期来看，贫富差距自然逐步扩大。与此同时，资本回报率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还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回报率不高的产业向海外转移，从而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和铁锈州的形成，制造业产业工人大面积失业，进而造就了美国一系列社会问题以及美国社会的撕裂。美国政府自金融危机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希望引导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但收效不佳。2016年，特朗普以反全球化，反精英，民粹主义的面貌上台，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
贫富差距扩大也导致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受阻。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之后，欧洲又爆发了欧债危机，政府财政状况恶化，福利支出减少，民众不满情绪有所上升。在对欧债危机国家进行救助时，南欧国家希望欧盟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利用欧盟的信誉作为担保，减轻政府债务负担，但遭到了德国、芬兰等国的反对，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2016年，英国通过全民公投脱欧，并经过3年多的艰苦谈判，于2020年正式脱离欧盟，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空前挑战。事实上，无论是特朗普的上台还是英国脱欧，发达国家的公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过去30年的全球化进程投下了反对票。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出现越来越多挑战的背景下，经济民族主义在金融危机之后明显抬头。G20的主要国家的政党的施政纲领都出现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倾向，表现为更多的贸易限制，对国内产业的重点扶持、以及对现有全球多边治理框架的排斥等等。尽管发达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整体水平弱于发展中国家，但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经济民族主义增长更为迅猛，二者的差距已经明显收窄。此外，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政党，在金融危机之后都比金融危机前更加倾向经济民族主义（Bolle. et al, 2019）[3]。
2.中国经济的世界地位明显上升，对外需依赖程度下降
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在金融危机之后骤升。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尽管较金融危机前出现了明显下降，但在2019年之前始终保持了6%以上的增速，每年为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约30%。成为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快速上升，其上升程度远远大于改革开放的前30年。1979年-2008年，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8%上升至7.2%，三十年间占比上升了5.4个百分点，而2009-2018年，中国占全球GDP的比重快速上升至15.8%，仅用10年时间便提高了8.6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逐步降低了对外需的依赖，经济增长更加转向内需。从经常账户差额占GDP的比重看，金融危机前这一比例一度最高升至10.8%，但金融危机之后便出现了明显下行，当前经常账户占中国GDP的比重仅1%左右，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已经明显降低。
整体来看，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崛起，使得西方感受到了威胁，而在西方内部，逆全球化进程也在悄然发生。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从外向型经济逐渐向更依赖内需的经济转型，中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逐渐降低。此外，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阻力，欧债危机和英国脱欧给欧洲带来挑战。特朗普在美国上台，打出贸易保护主义旗帜，在全球范围内发动贸易战，并排斥现有国际秩序，退出现有多边体系。我们认为，经济领域的“逆全球化”其实从金融危机之后就逐渐开始了。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本次疫情更多将扮演“催化剂”的角色，将会进一步加剧逆全球化的进程，并有可能将逆全球化的领域从经济扩展到意识形态领域。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袭全球，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疫情带来的影响不仅导致经济领域的停工停产，使得全球陷入衰退，同时也将给现有全球格局带来冲击。
1.中国本次抗击疫情的表现明显优于西方
从目前情况看，体制因素使得中国在本次抗击疫情过程中的整体表现明显优于西方国家。在疫情发展初期，由于对病毒的特性不够了解，加上部分官员存在“维稳”、“捂盖子”的意图，因此我们并没有一开始便取得主动。然而以1月23日武汉封城为标志，中国体现出对疫情重视之后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高效的从中央到基层的执行能力。疫情曲线很快便被压平。而与此同时，西方在抗疫过程中则体现出行动迟缓，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也存在诸多失误。例如，武汉果断采取封城事实上已经给世界释放了强烈的信号，然而许多西方国家视而不见，意大利甚至有专家认为中国面对的公共卫生危机是因为中国医疗条件落后、中国人不讲卫生导致的。美国政府也在这一过程中多次反复，特朗普在前期忽视病毒，认为随着气温升高疫情会自动消失，在疫情出现之后也没能采取果断措施，这些因素共同导致西方主要国家的感染人数和死亡病例数都明显高于中国。截至4月29日，中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2868 例，累计死亡4633例，而中国以外国家累计确诊超过310万例，累计死亡超过22万例。
中国政府是否瞒报疫情数据一直是中国和西方争论的焦点之一。我们从自身实际感受来看，中国政府对病例的通报情况还是相当透明的，这是因为如果存在瞒报，大量受感染人群未被隔离的话，复工复产之后感染比例必然大幅上升，这是无法掩盖的。近期部分学者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美国达拉斯联储和牛津大学的学者的一项联合研究表明，中国的疫情数据符合本福德法则[4]的分布规律，其所呈现出的分布特征与美国和意大利的数据特征一致。因此中国政府并没有故意瞒报疫情数据，中国政府在疫情数据的报告中是透明的（Koch & Okamura, 2020）[5]。
2.中国和西方抗疫表现的差异击中了西方的痛点
西方国家之所以在其国内疫情爆发之后不遗余力的指责和抹黑中国，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体制优势导致了中国在抗疫过程中的表现优于西方，这在无形之中击中了西方的痛点。以美国为例，美国对自己的政治制度有着深入骨髓的自信，认为这一套制度是全球最优秀的制度，并长期不遗余力的宣传推销甚至是通过武力向其他国家强加这一套制度。然而，本次抗击疫情过程中，美国引以为傲的民主制度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优势，反而是因为美国政府过度自信，忽视病毒传播能力极强这一被中国反复提醒的事实，在一二月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未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导致疫情在全美大爆发。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这一不安感随着中国疫情逐渐缓解和美国疫情的持续上升被进一步加强。中国的防疫措施目前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策略。而美国的防疫措施目前看效果不佳。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人看来，抗击疫情的物资不得不从中国进口，已经是美国被中国“卡脖子”的重大战略失误，但美国人接受了制造业外流的事实，因此也无可奈何。但如果连抗疫模式都不得不采用中国模式的话，这本质上就是承认了美国制度的内生性缺陷，相当于让美国政府下“罪己诏”，这是很难做到的。更何况，本次疫情中，中国采取了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措施，包括采取了强力的封城措施，集中全国医疗资源力量驰援武汉，全社会网格化管理，并且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如健康码，通行证等措施。这些举措完全超出了美国的理解范围。中国人为了拯救生命而主动放弃个人自由对于西方而言是完全陌生的叙事。西方人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次疫情会使得他们不得不在生存和自由之间做出选择。
从这一角度看，此前中国互联网上的一些“西方为什么不抄我们的作业”的言论，看上去是只是疫情层面的讨论，但也有可能引发更激烈更深层次的对抗。美国参议员罗姆尼近期表示，中国的一系列举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显示美国政府的无能，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阻止中国这一举动。与此同时，我们采取的部分宣传方式可能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西方和中国对立情绪，这对于中国是不利的。我们看到，近期一些欧洲主流刊登商业报道的媒体（这些媒体本来没有太多意识形态的东西，更多的关注在经济利益），也开始刊载一些反华言论。这表明，中国当前的对外宣传政策，已经遭到了西方的强烈反感。
3.疫情结束后，中国可能会面临更加恶劣的国际环境
疫情过后，政府间的竞争可能加剧。中国抗击疫情成功的这一事实在现有国际环境下是很难被西方理性接受的。因此，为了追求逻辑上的自洽，西方必然会进一步挖掘、放大民众的反华情绪，甚至这一情绪也可能是来自民众自发的。这会在客观上造成西方指责中国在抗疫期间的各种行为，包括指责抗疫早期控制疫情不力，存在系统性的瞒报，导致疫情在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大爆发。同时会进一步否定，矮化中国的防疫举措，推翻中国的防疫故事，进一步渲染中国威胁论，深化民众固有的刻板印象。部分西方国家还可能在相似的价值观和政治目的的驱使下联合起来，要求中国在国际社会道歉，要求中国政府赔偿等。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将会更加意识到在当前形势下，一个强势政府相比起弱势政府更能在当前的国际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西方政府有可能在国家生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政府乃至国家层面的竞争将会加剧。中国政府在过去四十年在企业的海外竞争中扮演了积极角色，部分承担了海外企业的靠山作用，这在同西方的企业竞争中获得了一定优势。疫情后对西方来说，未来在国际上的竞争主体可能会由政府甚至国家来代替当前的市场机构、私营企业，全球竞争的激烈程度将会上升。中国政府和企业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支撑全球化兴起的新自由主义会偏向保守主义。
疫情过后的国际形势要比我们在贸易战时期经历的要严峻的多，因为对抗有可能从经济层面蔓延到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层面。
1.需警惕西方从“经济民族主义”向“民族主义”的转变
当前西方可能面临着从“经济民族主义”向“民族主义”的转变。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快速增长，已经给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压力，让西方一些人感受到了威胁。本次疫情发生以来，西方国家看到中国抗疫的成功经验，并意识到自身在抗疫方面的问题，可能会对其民族自尊心造成一定冲击，从而从客观上加大了西方从经济民族主义逐渐滑向民族主义的可能性。
当前环境下，需有效管控我们和西方的分歧。前文分析指出，我们在实力上与西方还有明显差距，最近几十年的进步只是在不断缩小差距。西方在相似的意识形态的指引下有可能广泛结盟，共同对抗中国，而中国目前还不具备与整个西方抗衡的实力，因此当前仍需有效管控分歧。在舆论场上，我们对西方的无端指责和批评应当予以回击，但也要始终保持冷静和清醒，防止加剧西方反华情绪，将本来可以拉拢的朋友推到我们的对立面。
2.内部同样需要防止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
我们要防止民族主义兴起带来的严重后果。当外部从“经济民族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变的环境下，可能会为中国内部民族主义的兴起提供土壤。这一变化目前还处于萌芽状态，但未来有可能不断生长。我们需要警惕民族主义的“泛道德化”，这一群体认为以“爱国”名义采取的任何行为都是道德的。但这很明显会对国家利益造成伤害。民族主义者还会经常引用西方出现的种种问题来论证西方的制度已经病了，但问题是，别人病了并不能证明自己是健康的。美国社会当前存在其自身问题，但更多的是政策层面的两党拉锯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其综合实力仍然很强，认为美国即将衰落，且中国即将取而代之的想法是非常愚蠢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民族主义的对立面是自由派，同样需要提防。这些人一心向往和崇拜西方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并上升到道德和价值的高度。道德和价值是没有逻辑的，因此他们会选择性的忽视西方面临的种种问题，一厢情愿地认为西方民主制度完美无瑕。这其中有部分人其实并没有西方生活的经历。也有部分人尽管在西方生活过，但并未真正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实际运行也不感兴趣，而只是从书本或部分媒体中获取信息，并不加判断的全盘相信。这一群体的思维从近代到当代从来就没有缺失过。这群人的逻辑是没有逻辑，因为他们的观念充其量只是假设，很难在实践中加以检验。
3.不要让“美国已经衰退”成为重大的战略误判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定位至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不动摇。我们在之前的分析中提出，疫情之后，国家和政府之间的竞争会加剧。中美关系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一定会面临新的挑战。中美还是应该维持在十八大以后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即中美双方正确判断彼此的战略意图，并在此基础上妥善有效管控分歧，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不断增进理解，扩大共识。
中美完全脱钩将意味着全球秩序的颠覆。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霸权，世界权力结构从双极走向单极的一霸结构。中国就是在这个结构中崛起的，中国的崛起会对既有结构产生影响，但是影响不代表权力结构发生了改变。如果中国不与美国完全脱钩，全球化虽然倒退，但是至少还存在。那么在全球化下，世界只有一个权力体系，一个霸权。虽然现在常常听到所谓的多极化的发展，也只是单极权力结构内部的权力中心，并且这些权力中心是围绕着唯一霸权，即美国运作的。应当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呢？我们认为，中国的崛起其实是在一个权力极内部的一个权力中心的崛起，未来还有可能有其他权力中心的崛起。在这一背景下，现有的国际秩序尽管会面临一定的张力，但仍然会处于斗而不破的状态，不会产生失控的结果，前提是中国仍然承认这个体系。
对美国衰落的战略误判将产生巨大代价。反之，如果因为战略误判导致中美彻底脱钩，那么当前的单极权力结构将会向双极权力结构发展。上世纪冷战的格局将在地球上重新出现。在当前话语权仍掌握在西方的世界格局下，中国自立门户无异于重新回到上世纪5-60年代的孤立局面。更何况，中国崛起的背景是中国将自身融入全球的结果，中国本身就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因此更不应该急于摆脱或重建秩序。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建议中国应审慎判断，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管控好中国和西方的分歧，避免加剧反华情绪，让中国陷入国际舆论的被动局面。上述判断和建议并非委曲求全，而是基于客观事实的判断。任何战略的出发点都要基于事实，实事求是才是真理。如果我们被民族主义裹挟，将会导致我们在政策上丧失回旋空间，最终导致不利于国家利益的决策。
应对西方的舆论攻势时，我们应当充分维护国家利益，但也要避免过于主动。现在面临的问题当然是中国不愿意与西方脱钩，而西方却有意为之。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让西方世界产生了恐惧，并感觉自己受到威胁；另一方面，如果中国采取过于主动的战略，可能会加剧西方的反感。我们与西方世界的经济利益虽然有“剪不断的乱麻”，但是挑战他们的底层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会导致他们走向民族主义，甚至可能宁愿牺牲经济利益也要在政治上与中国一扛到底。而这种可能性由于疫情的爆发，持续上升。这对全世界都没有好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所供职的机构无关
[1]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2]从历史上看，资本回报率高于实体经济回报率是人类社会的长期事实，皮凯蒂（2014）对此有过充分的论述。历史上资本并不仅仅只拥有股票一种形态，而是包括土地，房产等多种形态。我们在这里以股票回报率来表征资本回报率，是因为股票市场是美国最重要的资本市场。
[3]Monica deBolle & Jeromin Zettelmeyer, 2019. "Measuring the Rise of EconomicNationalism," Working Paper Series WP19-15,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Economics
[4]本福德法则是一个统计上的规律，他给出了大数据中不同数字出现的概率，因此可以通过验证一组数据中数字出现概率与其是否相符，来判断各种数据中是否存在造假。
[5]Koch & Okamura, Benford’s law and COVID-19reporting, SSRN working pap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