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PM2.5，早已是深入人心的话题，雾霾一来，心情都暗淡下来；说起今年夏天全球的极热天气，占据了各大媒体的标题，归根结底是气候变化问题。
空气质量与气候变化，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两个话题。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也是我国正在极力解决的两大问题。
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主要源于化石能源的消费。在中国超过八成的能源来自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大气污染从末端治理走向源头控制的背景下，减少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是同根同源的问题。空气质量治理和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能否双管齐下、协同治理？能否实现良好的协同效益？该怎样实现？
带着这些问题，小编带你直击“2018亚太低碳技术高峰论坛”，深度参与由能源基金会与美国可持续发展社区协会联合举办的“城市碳减排与大气污染防治协同控制与管理”分论坛，分享现场专家的精彩观点——
➤ 大气污染防治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协同治理，真的能产生良好的协同效益吗？怎么证明？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教授
经测算，2013-2017年，我国实施大气污染治理的“大气十条”以来，带来的累计二氧化碳协同减排量约为14.2-30.0亿吨。如果没有“大气十条”政策，这五年间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2.7%-5.7%。
研究发现，削减燃煤消费的措施具有很好的协同效益，未来我们应当继续坚持。同时，新一期的清洁空气行动以结构调整为中心，这也是控制温室气体的重要措施，因此会有更显著的协同效益。未来在政策制定时更应当加强顶层设计，在目标、措施、政策等多方面实现气候变化和空气质量改善之间的协同。
➤ 又管空气又管碳，会不会给城市经济发展套上双重紧箍咒？
能源基金会（美国）北京办事处总裁
中国的市场供给与需求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人民对高品质、美好生活的需求，正在改变市场供需的内容、数量和结构。城市发展的目标也日益聚焦到质量、效率和市民直接获得的福祉上。
目前，传统粗放的、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数量增加实现增长的路径已经走到尽头，城市竞争力的新高地是新的增长动能，自然要素效率的提高以及高质量的需求与供给。因此，提高环境质量、实现低碳转型与新形势下增加城市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完全一致。空气质量提升及碳减排不是增长的阻力，而是增长的新动力 。
曾经，贵阳市的经济发展一直依靠较为丰富的矿产资源，但是，高污染、高耗能为特征的资源依赖型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二十一世纪初，贵阳的经济发展已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贵阳市勇于尝试，找到了以低碳发展为契机的新型模式。
2002年，贵阳市便开始尝试循环经济理念，仅用两年时间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地方专门法规《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2010年，贵阳申请成为国家发改委第一批低碳试点城市，因地制宜的制定了《贵阳市低碳发展行动计划（刚要）2010-2020》。与此同时，贵阳在空气污染治理方面也不断加码，于2005年11月颁布实施了《贵阳市大气污染防治办法》；2013年起，开始实施“史上最严”的空气质量新国标；2018年又开始实施了新修订的《贵阳市大气污染防治办法》，贵阳市的大气污染治理成效显著。空气污染治理与碳减排“两手抓”，不仅没有“拖垮”贵阳的经济，反而给了贵阳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2017年，贵阳在全国省会城市中GDP增长率位列第一，并享有“爽爽贵阳”和“数谷贵阳”美誉。
来自《中国城市低碳与达峰行动案例集（2018）》， 点击【阅读原文】了解更多中国城市低碳与达峰案例。
能源基金会（美国）北京办事处总裁
很多机构多年前就开展过大气污染防治与温室气体的协同效应以及协同措施的研究，但都集中在研究层面，城市层面鲜有协同控制的实践。现在我们迎来了新的机遇：
1）随着“生态文明”写进宪法修正案，为协同控制提供了强大的体系支撑。
2）应对气候变职能从发改委转移到生态环境部，为应对气候变化、改善环境质量和社会经济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新的体制环境和机会。
3）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战略逐步深化，从污染物源头控制手段，到强调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运输结构、用地结构四大结构调整，这些措施同样也是温室气体控制的重要措施。可见，协同治理正当其时。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气候变化政策研究部副主任
城市是最合适开展协同控制与管理的主体。城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也是能源消费的主要贡献者。在中国，地级市市辖区GDP占全国GDP比重超过60%，中国城市能耗占总能耗的比重超过80%。2017年，中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99个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占全部城市数的29.3%，这意味着约三分之二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
中国城市正面临着“蓝天保卫战”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重任务。因此，城市开展协同工作势在必行。但是，城市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决策者意识有所差异，加上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地理区位的差异约束，各地协同控制的潜力和侧重点也应有所不同。
在城市开展协同工作，具有以下的优势：
1）城市是各项政策措施的综合载体；
2）城市层面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数据、方法、资源的共享，落实综合、协调的减排措施；
3）城市是探索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模式的重要行动单元 。因此，以城市为主体，从城市层面推进和落实协同的目标、规划、措施和管理机制是最行之有效的。
能源基金会（美国）北京办事处总裁
建议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推动协同控制与管理：
➲目标的协同：将经济增长目标、环境质量目标、气候变化目标以及社会就业目标等协同起来；
➲技术路线的协同：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主要控制技术及其发展与分布、短-中长期的技术发展与布局之间需要协调发展；
➲投融资的协同：基础设施建设要避免锁定效应，同时协调重大专项资金、以及重大科技研发资金；
➲法律、政策的协同：包括法律与政策的决策过程，措施和实施落实方面要协同；
➲数据、信息和知识的协同：要建立透明共享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平台，实现包括碳和大气污染物的统计体系、数据平台以及信息共享机制的协同。
能源基金会（美国）北京办事处总裁
深圳市已经率先启动了空气质量达标与碳排放达峰“双达”研究项目。深圳市目前面临着双重任务：1）2020年空气质量达到25μg/m3的世卫二阶段标准；2）2022年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深圳市启动的 “双达”研究，旨在在现有组织框架和管理方法基础上，开发一套适用于深圳市的空气质量和碳排放协同管理方法，提出协同减排机制以及实现协同管理的潜在方法和途径，并形成“双达”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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