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国经济学界的朋友圈被一个会议“刷屏”了。
没错，就是2月16日下午举行的经济学界一年一度的“开年盛会”：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
堪称“中国经济学界顶级智囊”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等人草创于1998年，聚集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的近50位著名经济学家。这一论坛已经成为国内外公认的中国高层经济决策的“智库”，亦正在成为窥探中国当前经济政策运行的重要窗口。
今年年会恰逢论坛刚刚完成了一次规模最大的换届，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 中财办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岷，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等10位年轻官员和学者成为了论坛的新成员。2019年会是这些新进成员的首次集体亮相。
本次年会以“如何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长期向好”为主题（注：“六稳”即稳就业、稳外贸、稳投资、稳金融、稳外资、稳预期）。魏杰、方星海、吴敬琏、易纲、楼继伟等参加了年会，为中国经济把脉。小编精选了几位重量级专家学者的精彩演讲，对于2019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行了探究与分析。
魏杰：民营经济发展不是要实惠，而是要公平
魏杰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过去的2018年是艰辛的一年，结合2018年的状况，2019年有两件非常值得关注的事，一个是保证老百姓的财富安全问题，另一个是要关注民营经济群体。
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有钱了，项目也批了，可就是不干。为什么？就是因为预期不好，没有安全感。因此，稳预期实际上在“六稳”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全体劳动者都从无产者变成了有产者，但是2018年大家的预期普遍不好。老百姓有了财富后，最大的担心就是财富安全问题，找不到安全性的资产，也不知道什么资产是安全的，就产生了恐慌心理。
因此，要让老百姓有安全感，稳预期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保证老百姓的财富安全。四十年财富积累不容易，一旦出问题很麻烦，财富一定得安全。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发展谁功不可没？民营经济群体。民营经济对我们的经济增长贡献在60%以上，对社会就业贡献在80%以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庞大的群体。某种层面来讲，这个群体的预期好不好直接关系着中国经济的增长。
但实际在过去的2018年，民营经济是预期最不好的一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声音？其实民营经济发展不是要优惠，而是要一个公平、平等的市场环境。
那么怎样才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营造这种公平、平等的市场环境呢？
第一，理论创新。现在民营经济理论只讲必要性，不讲必然性，反复讲就业增长之类的，好像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这种理论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第二，法律必须调整。必须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如果民营企业、国营企业同样发生一个犯罪行为，但是面对的法律准则却不同，怎么能让大家安心？
因此，2019年稳预期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对民营企业面临的这两个问题做出切实的调整，来虚的是不行的。
综上所述，2019年稳预期必须要解决这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保证老百姓的财产安全；另一个民营经济预期一定要提高，理论创新、法律调整必须跟上。
楼继伟：不能行政运动式“去产能” ，产业政策应普惠
楼继伟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我国经济仍旧处于换挡期、阵痛期和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此外，又进一步叠加了“中美经贸摩擦”，下一步要面对的比较大的问题是国际规则重塑的摩擦。
当前正在进行的“三大攻坚战”都是必须做的，也存在还历史欠账的因素。这是对透支和失误的还欠账，环境污染这么多年，不注重环境污染，现在环境污染治理的时候当然对经济下行是有压力的。
目前面临的重大金融风险，不能都认为是此前6万亿的时候造成的，实际金融自己的加杠杆是2012年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以后，大幅度推地方融资平台造成的。我觉得这是失误的，因此造成了现在重大的金融风险。
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稳经济。但有一些做法是行政运动式的方法，这会对“六稳”造成比较大的伤害。比如运动式的治污，关了再说。当然中央已经纠正，不能一刀切，要法治化，而且是层层往下越来越放大，这些都在纠正。
行政运动式的去产能，比如煤钢产能在“去”的过程中，由于安置职工，国有企业是要比民营企业难得多，因此在同样污染获得安全标准之下，“去”的民营企业比较多。后来PPI大幅度上涨，成本向中下游传递，中下游的民营企业比较多，感觉负担沉重。
“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其中重要的一项任务，应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上下工夫——用改革的办法完成。
产业政策在经济早期发展阶段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后来，产业政策的实际作用“不敢说都是正面的”。以汽车为例称，产业政策是支持“三大、三小、两微”。结果“两微”破产了，“三大、三小”基本都合资了。现在“三大”民企的汽车、自主品牌的汽车基本是在产业政策的围剿和缝隙中成长起来的。（吉利）到外面收购了沃尔沃，我不评价它的战略对不对，但是这个做法就说明被围剿的这些企业有实力。我认为，产业政策应该转向普惠化、功能性。
我认为，“六稳”之中，稳预期很重要。
姚洋：中国要适应低速的增长态势，日本的发展很有借鉴意义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中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在2006、2007年曾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下降，预计未来还会进一步下降。现在我们已经告别了出口导向的扩张型增长模式，我们的工业化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了。
中国在新世纪的头十年工业增长相当于之前四十年的增长，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但是在2010年之后，工业化就调转了，现在已经开始了去工业化。
去工业化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不可否认去工业化会造成经济增长减速、外需增速下降、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率低。但去工业化也带来了很多的好处，比如使得老百姓劳动收入占比上升，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刺激消费、国内消费比例上升储蓄占比下降。
伴随着去工业化的开始，我国的劳动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在2010年达到顶峰之后也随之开始下降。目前服务业成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我们的人口红利进入了消退期。
我国目前的情况并不特殊，无独有偶日本也曾经历过去工业化，日本的转折点是1971年，当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日本的消费率一度达到最低点52%。
韩国是1988年工业化顶峰基本结束，日本在那个时候被迫转型。1973-1993年，日本增长速度平均只有2.8%，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垄断了世界几乎所有的创新，但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只有不到3%。
中国和日本的情况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因此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什么样，日本的发展很有借鉴意义。我们要适应低速的经济增长态势，我们总说创新能够提高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其实创新是提高不了的。
樊纲：当经济出现波动，要理直气壮采取宏观调控
樊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目前我国投资增长动力不足，各种增长要素都存在很多缺陷，劳动参与率在下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更重要的是体制上还存在各种缺陷，因此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体制机制，需要天天讲、年年讲，有些事情可能一时半会儿见不了效，但是现在就得做，这是长期性的措施。十八届三中全会定了那么多改革，这些年落实了多少？体制改革的难处就是需要长期的坚持、长期地进行改革。
那么当长期性改革实现不了时，就需要采取一些短期措施维持稳定发展，而短期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需求侧的，包括财政的支出、货币的供应、利率、税率等等。
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的宏观调整是并行不悖。要随时随地、时时刻刻推进改革，但是当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也需要理直气壮地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措施。
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国家都是这么过来的，他们这几年的宏观调控，就为了稳经济，负利率一下子执行那么多年。宏观调节起来也是毫不含糊的，一个又一个地采取各种措施。
不能供给侧改革迟迟不见效，也不在需求侧实行一些必要的调整、必要的调节措施。这两方面都是需要的，当我们讨论改革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如果没有经济增长，一定的稳定的水平，很多改革也是难以顺利推进的。
但是需求侧的调整一定是要有限度的，不能一说需求侧需要调整就变成“大水漫灌”。
由于中央政府要承担宏观调控的政策，包括要防通货膨胀，防债务率过高，而地方政府不承担此责任，因此，中央政府在调控当中要把握力度，要由中央政府负责，包括把地方债务等关进笼子里，让它起到该起的作用。
地方政府的职责是地方发展、地方建设，宏观调控需要中央政府负起全部的责任，需要在热的时候压、冷的时候托，进行双向、逆向调节，这是中央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方星海：新股上市首日存在“弹簧效应”
方星海 证监会副主席
当前新股发行制度（二级市场发行首日涨幅不超过44%）导致新股发行上市后二级市场短期内价格超涨（弹簧效应），新股二级市场短期定价水平显著超过了以往时期。这使得二级市场投资者预期高度一致，盲目追涨，放大了价格扭曲，造成新股长期回报率低下。
由于创业板相对主板股票市值更小，因此容易诱发投资者盲目追涨，导致在当前制度安排下创业板新股二级市场价格扭曲更加严重。
（实际上，方星海在1月份人大会议上已讲过上述观点，有人批评他说，“方星海没抓住重点：IPO的定价不改，却想去改二级市场的价格”。他回应称，二级市场的价格改起来相对容易一点，改革二级市场价格是为今后IPO的价格改革创造一个参考。）
张维迎：什么推动了中国40年的高增长？
张维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中国经济最需要的是“变”，只有变、只有改革才能“稳”。
据中国经济增长数据，2007年之前东部增长最高，西部和中部最低。2007年之后，则是西部增长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方，恰恰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低的地方。由此，能不能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有一个“中国西部模式”。西部的制度有优越性，东部应该向西部学习？
大家可能都觉得很荒唐，中国模式的基本结论就是这样的，（很多人说）过去40年，中国比西方增长好，有中国模式的优越性。
但我认为，上述观点的错误就在于把经济看成“静态”的，而经济实际上是动态的，市场化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从过程来看，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由于中国东部地区的市场化远早于西部地区，所以，越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增长得越高。
此外，在国有部门方面，国有部门退出越快的地区，经济增长越好，而私有部门和外资企业进入越高的地区，经济增长也越好。所有这些数据得出的结论都是非常非常一致的，凡是“国退民进”的地方，增长比“国进民退”的地方要好，无论是按照工业资产的比重来算，还是按照就业的比重算，结论都是非常一致。
中国未来的增长须依赖于创新，尽管刚刚起步，但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市场化程度高的这些地区，其R&D的投入就比较高、研发密度也比较高，新产品销售占总销售的比例也比较高，即越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创新的水平越高。
另一方面，按照人均政府部门来算，一个地区的政府部门越多，人均专利越少，越缺少创新性。国有部门的教育比重越高的地方，人均专利也越少。其它的数据跟我们都是非常一致的结论，凡是国有资产比重高的地方，工业R&D研发密度就低。民企和外资企业比重高的地方，R&D研发密度就高。国有部门高的地区创新能力就差，民营部门和外资部门高的地方，创新能力就高。
尽管我们有好多中国的特色，但是由于走了邓小平的改革道路，所以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就，而不是由于我们有了那些中国特色，取得了好的成就。
最后我用哈耶克的这句话结尾：事实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对事实错误的理解就会改变事实的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