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邬瑜骏（
哈尔滨工业大学（
深圳）经济管理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博士）
编者语：依照当前央行DCEP推进速度来看，2020年将成为我国央行
数字货币元年，我国有望成为首发央行数字货币的主要经济体。本文将从央行数字货币的架构、数字货币的定位、数字货币的功能出发，结合商业银行的业务模式来阐述央行数字货币未来在商业银行的应用场景。敬请阅读。
今年4月，央行数字货币DCEP在
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的客户端试运行。同期，
苏州相城区利用央行数字货币将50%的交通补贴向苏州相城区机关、事业单位及直属单位的员工发放。5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两会”期间接受《
金融时报》等记者采访，首次明确央行数字货币DCEP（后简称DCEP）项目正在深圳、苏州等地进行内测试点，并明确“先行在深圳、苏州、
雄安、
成都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值得关注的是，如果冬奥会场景也在测试范围的话，适配大型体育赛事的诸多应用场景，如酒店、超市、
餐饮、区域交通等也将在探索之列，届时央行数字货币DCEP支付与第三方支付（微信、支付宝支付）间的直面竞争将非常值得关注。
依照当前央行DCEP推进速度来看，2020年将成为我国央行数字货币元年，我国有望成为首发央行数字货币的主要经济体。那么央行数字货币DCEP的发行，会对商业银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机遇与挑战何在？本文将从央行数字货币的架构、数字货币的定位、数字货币的功能出发，结合商业银行的业务模式来阐述央行数字货币未来在商业银行的应用场景。
在数字货币的发行设计中，商业银行扮演着重要角色
首先，“一币、两库、三中心”是央行数字货币建立的基础，通过可控匿名的原则和100%的准备金机制，实现对于M0的部分替代，保证货币支付安全畅通、货币政策有效执行。央行发行DCEP的模式与纸币发行模式一样，都是“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主体和双层运营模式，也就是说，央行通过商业银行向公众发行数字货币，商业银行与央行一同维护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系的正常运行，并主要负责向其银行客户提供数字货币相关服务。在双层运营体系这个基础架构中商业银行就已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双层运营体系下为了保证央行数字货币不超发，商业银行向央行全额100%缴纳准备金。也就是说，发行时央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商业银行，再由商业银行兑换给公众。数字货币依然由央行信用担保。央行数字货币采用双层运营体系，主要有以下三个优点：
首先，可以充分发挥商业银行的资源、人才和技术优势，促进创新。商业银行IT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成熟，在利用金融科技服务长尾客户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通过与商业银行进行密切合作，既可以充分调动商业银行的力量，又可以通过商业银行间的竞争实现系统与技术路线的优化及运行模式优化。
其次，市场也普遍认为双层运营体系有助于化解风险，特别是避免风险在央行层面的过度集中。如果采取单层体系由央行直接发行数字货币，则央行需要直面海量公众客户，面对大体量的公众客户需求，可能会造成央行在商业风险和操作风险上的过度集中，通过利用商业银行作为面对海量客户的服务主体，可以有效分散风险，保证数字货币的正常发行和有效运行。
最终，使用单层运营架构可能会导致“金融脱媒”的现象。市场会普遍认为央行数字货币具有央行信用背书，与传统商业银行存款货币相比，其竞争力占优。数字货币如果由央行直接向公众发行，如果其受到热捧，可能引发对商业银行零售存款的挤出效应，增加商业银行在负债端对同业市场、同业资金的依赖。
因此可见，央行数字货币的设计目标是实现M0数字化，即发行一款具有央行信用的电子货币，实现逐步替代现金的货币属性。从数字货币设计完成，到被民众普遍接受，再到完成替代现金的目标，央行数字货币将一直面临如何推广这一关键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商业银行将扮演重要角色，商业银行具有广泛的客户群体、成熟的线上线下基础设施、支付网络基础设施，以及完善的IT服务系统，能够为数字货币的推广提供资源和载体，因此央行设计数字货币的顶层架构时，就希望充分融合商业银行的优势，提升商业银行的参与热情，并借助商业银行的平台进行高效运营。
数字货币将对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盈利模式和市场竞争态势产生深远影响
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不可避免地对商业银行目前的经营模式产生影响，其影响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DCEP降低了商业银行在货币流通和运营上的成本
DCEP在货币运营上的降本增效有两个方面，首先，法币从造纸、印刷、切割、存储、运送，乃至ATM及柜台现金服务的整套流程全部转换成为在服务器中执行的数字运算，因此整体创造、流转、维护成本接近于零。
其次，由于基于
区块链技术的密码算法等多种技术保障下的不可伪造性，央行数字货币的防伪成本显著低于纸币。
再次，数字货币减少了纸质货币在流动过程中的成本，提高了商业银行的运营效率，商业银行现金管理的成本将大大降低。央行数字货币脱离了物理实体，减轻了商业银行在现金整点调运及保管环节的人力物力支出，包括每日票币整理、捆扎和封装，损伤票币识别、挑选、上报、对调运车辆运行维护和押运人员培训，以及业务库建设开支，安全系统监测与维修，守库员管库员培训等。最后，央行数字货币以加密数字串的形式出现，因此没有折旧、不需要物理空间储存，也不需要空间上的调运，将会极大减轻商业银行日常经营成本，提升在其现金管理上的经营效率。
数字货币对商业银行信用扩张的影响
商业银行向客户发放央行数字货币的过程中，客户需要用自身现金或存款进行兑换，对应央行数字货币的归属将会由商业银行发行库转换为客户（商户）的数字钱包。值得注意的是，央行数字货币不能直接使用商业银行传统账户，因为传统账户存取转账，商业银行需要调用账户所有者真实信息，无法完成数字货币所需要的匿名要求。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广需要利用商业银行现有的基础设施，并将数字钱包作为一类特殊账户嵌入在商业银行的传统账户体系基础中。嵌入的数字钱包不构成商业银行的负债，将成为商业银行新的托管业务。
商业银行向客户投放数字货币的过程，将会部分代替流通中的现金或存款，央行数字货币作为基础货币M0的一种新形态，将导致基础货币M0中的现金减少，如果居民将所有现金存储于商业银行的数字货币账户中，数字货币将完全替代流通中的现金。
因此，与传统银行存款采用的“部分准备金”体系不同，DCEP要求金融机构保持100%的准备金率，金融机构缴纳100%的保证金后，中央银行从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库向商业银行库转移相应金额的DCEP。因此，如果DCEP货币仅仅是作为支付流通中使用的货币，只“躺”在数字钱包中不进入信贷市场的话，将不会产生任何衍生存款或货币乘数效应。如果未来数字货币进入信贷市场，即开发出数字货币的信贷产品，未来仍然会出现货币派生和货币乘数，因此，未来依然有可能出现货币超发的情况。
由此机制可见，数字货币在替代现金的同时也替代活期存款，由于其特定的发行方式和全额准备金政策将会压制货币乘数，控制信用扩张程度，从而影响商业银行的贷存比和贷款规模，令商业银行的利润承压。因此，央行在设计数字货币钱包时，会部分借鉴支票账户的模式，将数字钱包中的资金设定为低利息或无利息状态，从而将数字货币账户仅定位为一个“支付”账户，尽量和商业银行的“储蓄”账户区分开，以避免冲击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
数字货币对商业银行息差的影响
结合上面的阐述，如果初期数字货币计息，且利率为正，持有DCEP将会产生利息收益。如果数字货币利率设定过高也可能恶化商业银行净息差水平，推升银行业资金成本。因为在资金批发端方面，数字货币的利率有可能超过存款准备金利率，成为新的利率走廊下限，批发端利率走廊下限的提升将会提升商业银行资金投放的最低收益率；而在零售端，数字货币计息将会导致客户传统存款比例下降，从而迫使商业银行提高存款利率推高资金来源成本。综合来看，由于存在存款准备金利率，资产端最低收益率的提升将会小于负债端资金成本的提高，因此商业银行净息差水平可能承压。
另外可能的情况是，数字货币因其安全性高于银行存款，可能对银行存款形成一定的竞争。一方面，如果资金从银行存款账户转移到央行的数字钱包账户，银行活期存款规模会不可避免地下降，导致银行的低成本业务比例下降。在商业银行业务中，活期存款业务是负债业务中最具有成本优势也是资产业务开展的基础，存款规模如果下降将使得银行的放贷能力减弱，银行将不得不通过提高利率的方式来展开“存款大战”。因此，数字货币的出现可能会加大商业银行间对存款的争夺，对传统经营模式下中小规模商业银行，特别是城商行、农商行产生冲击，弱化其信用中介的职能。另一方面，如果数字货币提供更便宜的国内和跨境交易费用，支付领域中间业务收入也可能会减少。由于数字货币推出后带来的盈利能力下降，同业竞争将会加剧，商业银行经营能力的差异化将加大，相比较客户基数大、风险管控能力强的大型银行，中小型银行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更加承压。
总结而言，传统的商业银行通过储蓄和放贷，并利用部分存款准备金制度，可以行使货币创造的职能。但如果存放于数字钱包中的资金规模过大，银行传统账户中储蓄和放贷规模可能受到影响。加之数字货币账户依赖
区块链技术，其使用场景主要聚集在支付结算领域，并没有在信贷产品领域有突破，使得商业银行暂时没有基于数字货币的信贷产品，缺乏信贷产品的出现商业银行将失去对这部分货币进行货币创造的能力，而其数字钱包中的资金和传统账户的资金无法进行归集，因此对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模式、盈利模式和市场竞争态势将产生深远影响。
发行数字货币，可以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和透明度
总体而言，数字货币可以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和透明度，使得宏观慎重监管更好地发挥作用。央行对数字货币金融账户有较强把控，央行有能力通过对账户分析，对特定行业、企业和特定区域个人实施差别化利率政策和结构性宽松政策。DCEP的可追踪性和可编程性，可以使数字货币延展出特定的功能。
可追踪性让央行可以和监控数字货币经过商业银行再分配后的流转信息，资金去向、支付原因、支付金额及频率，甚至数字货币用途均可以分析，一旦发现异常交易，将可以追溯。通过获取货币全息信息，使得央行量化宽松政策更加精准。
例如，在传统货币体系下，存在货币传导效率不高、资金流向难以掌握、出现一些专项资金流向房地产、“两高一剩”等领域的问题，增加了调控难度。但是数字货币体系中，货币流动性被记录，有助于实现垂直化支付，最典型的就是财政资金的专款专用，中央扶贫、教育、科研拨款的专款专用，监控资金投向特定领域从而提高使用效率。再例如，对于养老金和社保资金实现全国一体化发放管理，企业补贴和低息专项贷款资金也能流向目标中小微企业，防止权力寻租和腐败行为发生，有助于打击灰色舞弊行为，提高专项资金监管透明度。
以精准扶贫为例，当前扶贫主管部门对资金流向的追踪主要是，将分散在不同商业银行的付款记录汇总来分析推导资金流的链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专利“数字货币定值追踪的方法和系统”，央行可以授权通过数字货币字串的可编程脚本，将扶贫资金流向追踪功能开放给扶贫主管部门，而无须再对接多个信息来源主体。
数字货币的可编程性则可通过“前瞻条件触发（Forward Contingent）”设计，更好地解决基于法定货币投放后传导机制不畅的问题，最大化逆周期调控效率，避免货币“脱实向虚”的问题。DCEP的流通交易分为普通交易和定向流通。普通交易通过对所有者完成变更登记，从而将数字货币字串从付款端发送到收款端。而定向流通则限制了用途规则，付款方和用款方的付款指令需要满足特定的交易触发条件。具体流程是：向金融机构发送数字货币，此时状态无效，只有当满足触发条件时，数字货币才生效。数字货币系统会对触发条件及用途规则进行监控，确认后会将数字货币的所有权信息变更到收款方，并重新设置为不受用途规则限制的数字货币。
面对数字货币，账户隐私与三反问题如何解决
央行数字货币在维护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确保交易安全性的同时，也能满足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的监管要求，在技术上采用账户“松耦合”的设计来实现可控匿名。具体而言，采用“前台自愿、后台实名”的设定模式来实现可控匿名，即交易双方可以匿名，央行数字货币绑定惟一性“标识代码”，依靠密码编写身份标识，避免“双重花销”和盗窃冒用等。脱离传统银行账户实现价值转移，使得交易环节对账户的依赖程度大幅降低。但是，在监管机构中需实名备案，央行数字货币系统中记录着交易人的身份资料和交流信息，只有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实施追溯，有效甄别黑市洗钱、恐怖融资和欺诈交易等非法行为，保证在实现双方匿名交易和三反（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之间找到平衡点。
借助于两层运营体系的可控匿名性，即在央行数字货币的第一层运营体系中，实名制机构将需要注册；在第二层运营体系中，用户层面的转让将匿名。央行数字货币既可以像现金一样易于流通，又可以实现可控匿名。除了央行和监管机构外，任何交易方都不知道拥有者或以往使用者的身份信息，确保交易过程中的匿名性，但监管机构依然可以通过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进行追溯，检测不法行为。
数字货币来了，商业银行做好准备了吗
央行法定数字货币（DCEP）的推出有望引发银行IT迭代升级新需求，重塑当前银行IT解决方案整体面貌。商业银行从原先以纸钞为主、数字系统为辅（以记账作用为主）的M0系统，转变为交易全程数字化。
具体而言，面对客户用户端，需进行DCEP交易请求接收；面向央行发行端，需进行数据编码与区块链格式转码，同时接收央行的交易监督并及时向用户端进行交易结果反馈。因此，原有银行IT系统难以适用于全新的数字货币时代，将升级至适配DCEP及以数字化交易为核心的新系统。具体而言，银行将主要承担用户请求受理和数字货币现有账户体系互换的职责，主要系统包括新建的商业银行数字货币系统（含认证验证系统等），同时要对核心系统及配套业务系统进行接口改造及运维。而在客户端，将整体可归类为偏企业向（B端）的支付软硬件类的改造需求，以及偏个人向（C端）的数字钱包类创建、改造及运维需求上。
商业银行势必将借助数字银行项目进行信息化系统改造。短期来看，在应对数字货币的生成、发行、投放、存储，以及安全方面所需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将能够形成生成系统、发行系统、央行对接接口、身份认证、记账系统、数字钱包、加密传输、大数据分析系统等。
数字货币加速商业银行向开放银行转型
危中有机，数字货币的推出有利于商业银行加速数字化转型过程，拓展新业务，完善基于支付、结算领域的服务条线。例如，在数字货币中心化管理模式下，商业银行可新增表外业务，包括代理央行数字货币发行、数字货币钱包托管等业务。
长期来看 ，DCEP或用于创新的支付场景中，商业银行可以连接各行各业，打造开放银行场景，基于更多的使用流量，数字货币和数字钱包的推广，提高客户黏性。由于数字货币账户只能开在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终于在与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支付的竞争中重新找到新的竞争力，商业银行可将数字钱包支付作为流量的重要入口，在建立强大的使用客户群体和建立客户习惯后，推广更多增值服务，带动商业银行现有零售服务的提升。将支付作为基石，围绕支付提供消费金融服务，同时还可提升中间业务的获客功能。
另外，数字银行将带动商业银行通过建立开放平台，聚集场景合作伙伴，让最终用户可以通过不同介质、渠道，在日常生活和消费中使用商业银行的服务，这也是商业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一直倡导的“开放银行”的理念。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数字货币可以延伸到更多的零售场景中，并在一定时期内仅开放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可以抓住该机会获得活跃流量，增加客户数量，发展开放银行服务。同时，因为其底层区块链技术路线的开放性，商业银行可以在适合的场景中将智能合约和数字货币相结合，为客户创造更高层次的基于区块链的服务网络，形成巨大的生态系统。
总结而言，数字货币将改变传统货币的形态，对于商业银行而言，短期内可能导致基础货币数量减少和存款准备金增加，但其可提高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可设计性、提升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在资金运营上的精准度，尽量避免“资金空转”和“流动性陷阱”，在一定程度上为新型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的实施创造了条件，并可以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效率，有助于打击诈骗、腐败、反洗钱、偷税漏税、恐怖组织融资等违法犯罪行为。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将深刻改变我国金融业态，结合区块链技术的运用将大大推动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加速商业银行向开放银行转型的战略。
（完）
文章来源：《现代商业银行·管理智慧》杂志2020年第７期（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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