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治理彰显中国制度优势

　　气候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在人类文明兴衰演替的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工业革命以来，建基于大量消费化石能源基础上的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累积排放，加剧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2022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指出，由于吸热温室气体达到创纪录水平，陆地、海洋和大气发生全球范围的变化。2015年至2022年是有记录以来最暖的八年。如果我们熟视无睹，任凭气候变化如同“瓷器店里的猛牛”横冲直撞，把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等风险转嫁给子孙后代，这种行为与代际公平原则格格不入。气候变化日积月累，越过“关键临界点”，将造成全球生态系统错综复杂的连锁反应。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要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潜能和高质量发展机遇，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行稳致远。

　　统筹规划国土空间布局，发挥生态功能区比较优势，向世界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土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底盘”。在一个国家制度体系中，土地制度至为关键，关系这个国家能否有效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由于土地制度、历史沿革等原因，一些蕴涵丰富生态价值的土地在一些国家为不同背景的“地主”所有。这些“地主”对土地有较高话事权，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土地使用用途。如生态价值极高、攸关全球气候变化走向的“地球之肺”——亚马逊雨林，被不同土地所有者条块分割，转化为能产出经济效益的养牛场、大豆地，不再是纵横一体的自然保护区。因为种种原因，这些“地主”更愿意追求立竿见影的经济产出而非普惠众生、绵延后世的生态效益。大面积的自然生态系统堪称减缓全球气候恶化和适应全球气候变化的“无价之宝”。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算大账、算长远账，根据不同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统筹谋划人口分布、生产力布局，形成人口、经济、环境相协调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中国推行大范围国土绿化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将应该保护的地方保护起来，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实施积极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确保生态功能区专心致志守护绿水青山，提供更多更好的优质生态产品，福泽中华，嘉惠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