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全球的绿色转型中，政府政策的作用变得日益显著。绿色“减碳”本身其实就是各主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选择；另外，在
能源产业“破”和“立”的过程中，各国产业发展必然需要政策上的支持；同时，逆全球化潮流下，地缘风险因素的加大也使各国绿色转型中加强了政策干预，以应对新的风险。欧盟方面能源转型，同样面临与其他主权经济体的政策竞争。欧盟虽然看到中美各自的优势，采取针对性的政策应对，不过其并没有意识到本身的实际情况导致的差异。
由于区域的独特地缘环境和经济的碎片化，使得欧盟方面和各成员国在政策竞争中处于劣势。一方面，其过于激进的转型政策，没有考虑到欧盟在能源资源方面的劣势和新能源产能本身的缺陷。此前，习惯于俄罗斯廉价天然气资源的欧洲，在淘汰煤电方面十分积极，对于属于清洁能源的核电也不主动，使得其新能源转型的路径选择过于狭窄。俄乌冲突后欧洲各国不计后果的能源制裁，使其传统能源供应失衡加剧，但由于本身新能源产能不足，不得不依靠中国等外部资源进行补充。
在俄乌冲突长期化，能源危机难以有效缓解的情况下，欧盟的绿色转型计划面临更为困难的局面。有分析称，欧洲正在陷入一个“能源不可能三角”的困局：供给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友好——能源转型，价格低廉——能源经济，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满足，需要在不同形势下排序和取舍。
近期，欧洲方面对其政策也开始进行反思。《经济学人》近期的文章提出，欧洲不应该复制拜登经济学。文章提到了欧洲能源转型中面临的困境，“欧洲失去了俄罗斯廉价的化石燃料，这使得其向清洁能源的过渡更像是国家安全问题。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担心，中国和美国得到国家补贴的电动汽车制造商会抢走德国汽车工业的市场份额。”文章对于欧洲实现能源转型提出了反思，其认为，与美国不同，欧盟已经设定了一套碳定价机制，
碳交易市场运行也基本成功。因此，对欧洲而言，最好的经济政策势必要建立在其过去对市场友好的做法之上。欧盟应该培育一个共同的、有竞争的绿色单一市场。这意味着对国家援助规定进行限制，并应该让新行业的碳价格增速快于计划的指标，以及认真对待公民的气候红利。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欧洲新的政府支出应该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而不是进行国家补贴。当然，这种反思仍有理想化的成分，但从另一个角度也表明了欧盟能源转型政策面临困境。这些反思希望欧盟将能源转型的重心再回到市场建设之中，但全球新能源产业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业的短板使得欧盟难以实现发展和转型二者兼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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