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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采访了1000多位世界精英后,我开始质疑成功

2019-3-25 10:15

来源: aboutECO

作者:杨澜

来源:《一问一世界》



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望成功的时代,我也想成功,也想证明自己。我跑遍了世界各地去寻找那些成功的人,然后询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成功的秘诀。我采访了上千位精英人士,对成功的定义有了质疑。


什么是成功?


到底什么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样?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患了“成功综合征”?为了“成功”,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初衷和内心真正的渴望。为了“成功”,我们急急忙忙地赶路,经常撞着这个碰到那个,我们有没有想过把他们扶起来,说声对不起?为了“成功”,我们忽略了路边的风景,忽略了身边的人,我们能不能停下脚步给他们一个微笑,给他们一个拥抱?


我曾收到这样一条短信:“真正的成功,不是赚了多少钱或做了多大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这一切身份的时候,还有人愿意在你身边对你微笑。”


萧伯纳曾经说过:“一个理智的人应该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只有那些不理智的人,才会想去改变环境适应自己。但历史是后一种人创造的。在我看来,成功的首要意义在于做自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妄谈创造历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可即的事。


有时出身优裕与出身贫困一样容易让人迷失。人的期待就是自己的牢笼。许多富家子弟仅仅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就放弃自己真正的梦想,成为某种传承的工具。


“股神”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在这一点上是幸运的。他19岁时做出决定,不进入父亲呼风唤雨的金融界,而选择音乐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当他忐忑不安地寻求父亲的意见时,巴菲特说:“儿子,其实我们俩做的是同一件事——我们热爱的事!”彼得在2010年出版的中文版自传书名就叫《做你自己》。


我们的社会从要求个体无条件地服从群体,到终于可以让人们理直气壮地做自己,真是不小的进步。如果每个人能够在追求个人成功的同时,一起推动社会变得更开放、公平、温暖,这是不是一种更了不起的成功?



提问比答案更重要


做访谈节目的人是以提问为生的。我们这辈子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提问。但是如果回想一下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当中有多少环节是在训练我们问问题呢?基本上没有。我们一直受到的训练是回答问题,先把老师教的答案记住,然后在考试的时候再还给老师。


美国学校的老师特别鼓励学生提问。在中国的学校,老师可能对学生说,这儿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来解答;在美国学校,老师很可能说,你自己编三道方程式让其他的同学解答。可能是因为教育方式上的不同,所以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种被学校一步步培养出来的“好学生”,对如何提问没什么概念。


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时,正好有一节是外教上的宗教课,他讲完课后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一个大教室里面,100多个学生,寂静无声,大家都羞涩地低下了头,没有一个人举手。


教授非常生气地从兜里掏出了一块美金,说:谁要是问出一个问题,哪怕是再愚蠢的问题,我就把这张美金送给他。


我们都有一点受屈辱的感觉,作为学生,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问题吗?记得后来我举手了,至于硬着头皮问了什么问题,了无印象。


1990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的制片人辛少英到北外去招主持人,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在社会上招聘主持人,而且不以播音和传媒专业为限。记得她当时谈到,《正大综艺》需要找一个很纯情的女主持人,要善解人意的那种。


轮到我自我介绍时,我反问她:为什么在电视上女主持人总是一个从属的地位,为什么她就一定是清纯、可爱、善解人意的,而不能够更多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呢?


其实我当时是用这样一个问题来表达自己的某种不满,但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给她留下了印象。后来,我被通知去参加第二次面试,第三次、第四次,直至第七次面试后,我走上了《正大综艺》的舞台。


诺贝尔奖获得者:我宁愿是个不识字的农民


从美国学习回来以后,1998年我加入了凤凰卫视,作为制片人和主持人制作《杨澜访谈录》的前身《杨澜工作室》。我当时就是希望能做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个“一对一的高端访谈节目。其实那个时候自己也不过才27岁,不乏幼稚之处,但是我很有热情。


当时香港电台有一套纪录片给我的影响很深,叫《杰出华人系列》。这个系列是以纪录片的方式寻访了世界各地的各个领域的杰出华人,从李嘉诚到贝聿铭,等等。我当时就觉得应该把优秀华人所做出的杰出成就,通过访谈的形式记录下来。


所以在最初的两年,基本上谁成功我就采访谁,而采访的内容不过就是讲你怎么成功的,是刻苦啦,坚持啦,有伯乐啦,等等,讲的是一个个成功者的故事。


直到1999年我采访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崔琦先生,我的观念才发生了转变。


崔琦告诉我,他出生在河南宝丰县,乳名叫“驴娃儿”,直到10岁也没有出过自己的村子,每天帮助父亲做农活、养猪放羊。


12岁的时候,他的姐姐了解到了一个可以让他到香港的教会学校去读书的机会。他的父亲是一位不识字的农民,觉得家里就这么一个儿子,已经到了可以帮着干农活的年纪,不愿意放儿子走。


但他的母亲对儿子有更高的期待,坚持要把儿子送出去念书。小崔琦舍不得离开家,母亲就安慰他说,下次麦收的时候你就可以回来了。然后把家里剩下的一点粮食给他做了几个馍装在小包袱里。就这样,小崔琦跟着亲戚远走他乡,坐了一个星期的火车到了香港。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因为他的父母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饥荒中饿死了。


我问崔琦:“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母亲没有坚持把你送出来读书,今天的崔琦将会怎样?”我期待的回答是“知识改变命运”之类的。


崔琦的回答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说“其实我宁愿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如果我还留在农村,留在父母身边,家里有一个儿子毕竟不一样,也许他们不至于饿死吧。”


我听了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诺贝尔奖也好,科学的成就也好,社会的承认也好,都不足以弥补他的失去和永远的心痛。而如果我们做节目还停留在讲述所谓的“成功故事”,我们也就失去了对人性更深层的了解和体会,最终归于浅薄。



采访是一种对人心的探险


我觉得采访其实像是一次探险,是一种对人心的探险。做专访常常是交浅而言深。一个从未见面的人坐在你面前,短短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希望挖掘出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可人家凭什么要告诉你呢?


这就好像你进入一个丛林,你只是大概知道一个方向,并不知道中间会遇到什么河流,什么沟壑,是否会在山穷水尽之际突然柳暗花明,眼前开阔。如果一直能有一份好奇心,访谈就变成一次有趣的旅行。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乐此不疲的原因吧。


一问一世界。在探索世界的同时,我们有机会更好地认识自己。在生命的旅程中,其实我们每个人自问的问题可能比问他人的问题更重要,简单的问题比复杂的问题更重要。比如,“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我快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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