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望成功的时代，我也想成功，也想证明自己。我跑遍了世界各地去寻找那些成功的人，然后询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成功的秘诀。我采访了上千位精英人士，对成功的定义有了质疑。
到底什么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样？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患了“成功综合征”？为了“成功”，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初衷和内心真正的渴望。为了“成功”，我们急急忙忙地赶路，经常撞着这个碰到那个，我们有没有想过把他们扶起来，说声对不起？为了“成功”，我们忽略了路边的风景，忽略了身边的人，我们能不能停下脚步给他们一个微笑，给他们一个拥抱？
我曾收到这样一条短信：“真正的成功，不是赚了多少钱或做了多大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这一切身份的时候，还有人愿意在你身边对你微笑。”
萧伯纳曾经说过：“一个理智的人应该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只有那些不理智的人，才会想去改变环境适应自己。但历史是后一种人创造的。”在我看来，成功的首要意义在于做自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妄谈创造历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可即的事。
有时出身优裕与出身贫困一样容易让人迷失。人的期待就是自己的牢笼。许多富家子弟仅仅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就放弃自己真正的梦想，成为某种传承的工具。
“股神”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在这一点上是幸运的。他19岁时做出决定，不进入父亲呼风唤雨的金融界，而选择音乐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当他忐忑不安地寻求父亲的意见时，巴菲特说：“儿子，其实我们俩做的是同一件事——我们热爱的事！”彼得在2010年出版的中文版自传书名就叫《做你自己》。
我们的社会从要求个体无条件地服从群体，到终于可以让人们理直气壮地做自己，真是不小的进步。如果每个人能够在追求个人成功的同时，一起推动社会变得更开放、公平、温暖，这是不是一种更了不起的成功？
做访谈节目的人是以提问为生的。我们这辈子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提问。但是如果回想一下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当中有多少环节是在训练我们问问题呢？基本上没有。我们一直受到的训练是回答问题，先把老师教的答案记住，然后在考试的时候再还给老师。
美国学校的老师特别鼓励学生提问。在中国的学校，老师可能对学生说，这儿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来解答；在美国学校，老师很可能说，你自己编三道方程式让其他的同学解答。可能是因为教育方式上的不同，所以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种被学校一步步培养出来的“好学生”，对如何提问没什么概念。
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时，正好有一节是外教上的宗教课，他讲完课后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一个大教室里面，100多个学生，寂静无声，大家都羞涩地低下了头，没有一个人举手。
教授非常生气地从兜里掏出了一块美金，说：“谁要是问出一个问题，哪怕是再愚蠢的问题，我就把这张美金送给他。”
我们都有一点受屈辱的感觉，作为学生，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问题吗？记得后来我举手了，至于硬着头皮问了什么问题，了无印象。
1990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的制片人辛少英到北外去招主持人，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在社会上招聘主持人，而且不以播音和传媒专业为限。记得她当时谈到，《正大综艺》需要找一个很纯情的女主持人，要善解人意的那种。
轮到我自我介绍时，我反问她：“为什么在电视上女主持人总是一个从属的地位，为什么她就一定是清纯、可爱、善解人意的，而不能够更多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呢？”
其实我当时是用这样一个问题来表达自己的某种不满，但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给她留下了印象。后来，我被通知去参加第二次面试，第三次、第四次，直至第七次面试后，我走上了《正大综艺》的舞台。
从美国学习回来以后，1998年我加入了凤凰卫视，作为制片人和主持人制作《杨澜访谈录》的前身《杨澜工作室》。我当时就是希望能做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个“一对一”的高端访谈节目。其实那个时候自己也不过才27岁，不乏幼稚之处，但是我很有热情。
当时香港电台有一套纪录片给我的影响很深，叫《杰出华人系列》。这个系列是以纪录片的方式寻访了世界各地的各个领域的杰出华人，从李嘉诚到贝聿铭，等等。我当时就觉得应该把优秀华人所做出的杰出成就，通过访谈的形式记录下来。
所以在最初的两年，基本上谁成功我就采访谁，而采访的内容不过就是讲你怎么成功的，是刻苦啦，坚持啦，有伯乐啦，等等，讲的是一个个成功者的故事。
直到1999年我采访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崔琦先生，我的观念才发生了转变。
崔琦告诉我，他出生在河南宝丰县，乳名叫“驴娃儿”，直到10岁也没有出过自己的村子，每天帮助父亲做农活、养猪放羊。
12岁的时候，他的姐姐了解到了一个可以让他到香港的教会学校去读书的机会。他的父亲是一位不识字的农民，觉得家里就这么一个儿子，已经到了可以帮着干农活的年纪，不愿意放儿子走。
但他的母亲对儿子有更高的期待，坚持要把儿子送出去念书。小崔琦舍不得离开家，母亲就安慰他说，下次麦收的时候你就可以回来了。然后把家里剩下的一点粮食给他做了几个馍装在小包袱里。就这样，小崔琦跟着亲戚远走他乡，坐了一个星期的火车到了香港。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因为他的父母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饥荒中饿死了。
我问崔琦：“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母亲没有坚持把你送出来读书，今天的崔琦将会怎样？”我期待的回答是“知识改变命运”之类的。
崔琦的回答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说：“其实我宁愿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如果我还留在农村，留在父母身边，家里有一个儿子毕竟不一样，也许他们不至于饿死吧。”
我听了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诺贝尔奖也好，科学的成就也好，社会的承认也好，都不足以弥补他的失去和永远的心痛。而如果我们做节目还停留在讲述所谓的“成功故事”，我们也就失去了对人性更深层的了解和体会，最终归于浅薄。
我觉得采访其实像是一次探险，是一种对人心的探险。做专访常常是交浅而言深。一个从未见面的人坐在你面前，短短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希望挖掘出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可人家凭什么要告诉你呢？
这就好像你进入一个丛林，你只是大概知道一个方向，并不知道中间会遇到什么河流，什么沟壑，是否会在山穷水尽之际突然柳暗花明，眼前开阔。如果一直能有一份好奇心，访谈就变成一次有趣的旅行。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乐此不疲的原因吧。
一问一世界。在探索世界的同时，我们有机会更好地认识自己。在生命的旅程中，其实我们每个人自问的问题可能比问他人的问题更重要，简单的问题比复杂的问题更重要。比如，“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我快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