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币允许用户在无需信任任何第三方的情况下存储和转移价值。然而，每个区块最多只能记录4,400笔交易(如果算上一对多支付，会更多)。在所有其他条件均相同的情况下，比特币的容量受限于区块的大小。当前的区块大小限制是由技术和激励相容（incentive-compatibility）的原因所致，不太可能很快消失。
有些人推断，你可以通过增加区块大小来给区块扩容。虽然这的确会增加交易笔数，但这些交易得到的保证则会更差。因此，比特币通过排除安全容量限制之外的使用来保护其根本特性。安全容量限制（safe capacity limit）可随时间扩展，例如通过闪电网络（Lightning）之类的附加层来实现扩展。
笔者认为，上述正统观点看似正确，但比特币排除用户的能力实则被高估了。虽然比特币可以控制网络内部的用户数量，但它无法控制通过托管银行访问网络的用户数量。该银行层的增长不受协议控制，并且可能发展为比特币的系统性风险。
用户之所以采用托管银行（custodial bank），是因为其在多个维度上提供了更低的交易成本。具体可能包括更强的网络效应、更快的支付清算、追索权（legal recourse）、更低的交易手续费以及交易所或货币市场等
金融服务的获取权。
如今，大家都认为，未来的“比特币堆栈（Bitcoin stack）”将由不同的层组成，这些层分别代表信任/成本图（trust/cost graph）上的特征点。当较高层发生故障时，用户可以退回较低层。
本文将首先展示托管银行层如何给比特币造成系统性风险，然后分析托管银行层增长的驱动因素，最后阐述如何防止给比特币带来消极后果。
托管银行层如何给比特币造成系统性风险
试想一下，如果未来有2亿人使用比特币，其中大多数人通过托管银行层使用。这些银行利用基础链（base chain）作为银行间结算网络。用户用比特币借据（Bitcoin IOUs）代表比特币存款来进行交易。
这一安排的长期稳定性是谁对谁有影响力的问题。如果用户可以随时离开，去竞争对手那里交易(包括系统的去信任层)，那么托管银行系统就会受到约束。但如果用户被锁定，那么权力就掌握在银行(进而政府)手中。用户是否被锁定取决于退出系统的成本。
手动退出成本
当政府可以介入并取消比特币的可赎回性（redeemability）时，这可能被视为将系统的退出成本推高至无穷大。政府可能发现很难控制网络层本身，但在这个例子中，它们根本无须如此，因为它们已经控制了银行。
1933年²，美国政府充公黄金；1971年³，美国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这两个案例便是上述情况的真实写照。
如果比特币的可赎回性被取消，根据达里奥的长期债务周期（long-term debt cycle）理论，比特币即完成了回归法定货币（fiat money）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比特币标准的规则仍然遵循比特币协议的规则，因此这并非一个用户可以在协议层“UASF”（用户激活软分叉）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响应的情形。用户任由它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现在需要用政治途径来解决。
自然退出成本
实际上，政府甚至可能无须取消比特币的可赎回性，因为退出成本可能自然增长至非常大。
以银行挤兑（bank run）为例，假设2亿人全部，或者至少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想离开银行系统，并将堆栈向下移动到去信任程度更高的层。其中一部分人可以成功地实现过渡，但他们就如同拍卖会的赢家，将交易手续费抬高至数千甚至数万美元。剩下的人则只能留在更高的层。
如果较高层相对于较低层的容量增长过大，人们就会失去向下移动的选择权。当用户发现自己被永久锁定在更高层时，政府就可以在系统中安全地征收各种税或变更各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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