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C预测，2023年，数字经济产值将占到中国GDP的67%，超过全球5个百分点。而到2023年全球计算产业投资空间1.14万亿美元，其中中国计算产业投资空间1043亿美元，接近全球的10%。
中国的经济未来发展如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字经济的发展态势。客观上，给中国的计算产业生态创造了转型良机，传统寄居于机房服务器之中的计算，随着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开始快速地向云网边端全场景拓展，并迅速地得到产业落地。
举例来说，以“鲲鹏+昇腾”为代表的新计算产业生态正在快速发展，目前全国已成立22个鲲鹏生态创新中心，1,000多家ISV已经基于鲲鹏计算平台推出了超过3,000个通过联合技术认证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并在政务、
金融、电信、互联网领域实现了广泛应用。
根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云计算产业发展白皮书》预计，中国仅云计算产业规模就将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而以新计算产业为发展底座的“新基建”及应用，在2020年至2025年，能带动投资11万亿元，平均增速10%，成为驱动数字经济的主要力量。
不过，蓬勃发展背后依然有结构性的技术隐忧，目前我国计算产业市场主流需求建立在国外技术体系之上，连带底层技术架构与标准由国外企业主导，带来两个显著的风险：
其一是我国高端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等核心软硬件的核心技术积累不足，信息技术安全监测能力不强。以我国主流服务器芯片为例，国内企业主要基于AMD公司授权进行x86架构二次开发，难以掌握底层技术，并且随着技术的迭代，我国企业技术差距逐步拉大，存在较高授权终止以及数据安全风险。
其二是长期以来，我国在以金融、制造、
能源等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行业中采用领先国际企业的软硬件产品。尤其是我国软件应用市场由国外企业主导，国内企业市场生存空间狭小，特别在服务器操作系统、高性能计算基础软件等领域缺乏拥有核心竞争力的本土龙头骨干企业。
这些风险持续存在，也就意味着，一旦国际形势发生异变，相关核心技术断供，中国经济可能就会面临“卡脖子”的不利境地。
解决这两个问题，同样依靠两个为人熟知的要素：政策引导和企业主动。
政策层面，从2000年开始，国办就发布《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系列文件，并随时代发展持续更新，在2020年最新发布的《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明确了新计算产业的重要地位，并且进一步完善财税、投融资、研究开发等领域的支持措施。
同时，在《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中，重点提及了在集成电路、系统软件等关键环节，逐步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实现计算自主的要求。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更是将核心电子器件及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和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这些新计算产业的核心装备，列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的前两项。
随着大数据、AI、云计算等技术在这20年间出现和成熟，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涉足智能化革命引领下的数字化改革，各行各业对算力的需求也愈发高涨。这也倒逼着相关ICT企业开始根据时代需要，在国家安全与产业实用之间，找到一条技术发展脉络，从而诞生了如今的新计算产业。
它的重要性，在于当数字实力成为驱动一个国家生产力进步的决定因素，算力也将成为反应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而其增长与安全，也深刻影响着未来国家的经济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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