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大量投资，根据光华管理学院课题组估测，实现碳中和目标所需的投资金额可达250万亿元，分布在未来三、四十年间。现有很多研究基本认同整体投资的体量应该达到百万亿级。
在这种情况下，未来我们如何把这样大量的资金汇聚到支撑中国经济未来转型的重大领域？这可能是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需要思考的问题。对于这样海量的投资，货币政策可以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我认为财政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更有作为一些。
谈到财政政策，最大的问题在于大家担心过于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导致宏观杠杆率的上升。我们的研究发现，以GDP作为经济政策锚定的宏观变量有可能过高估计宏观杠杆率和
金融风险危机爆发的可能，可能会导致政策制定者在需要大量投资、需要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去实行转移支付、去实现共同富裕的时候，变得比较谨慎，这或会带来一些我们不想看到的结果。
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国家信用和资源动员能力远大于GDP，拥有实施宏观政策的巨大空间。我们分析过去三十年全球爆发的所有金融危机，发现Kindelberger-Minsky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实证证据支持——一个经济体在过去三年经历债务高速增长和资本市场价格的大幅提升，未来三年内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是45%。然而，这一结论对于那些政策空间较大的国家(整体价值远大于GDP)并不成立——同样情况下，这些危机爆发的概率只是7%，而且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
换言之，即使我国在过去三年的债务水平大幅上升，未来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也不高，只有7%左右，远低于平均值45%，而且在统计意义上也不显著。如果我们不以GDP作为宏观政策的锚，而是以衡量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指标作为衡量杠杆率的分母，那么我国还有很大的财政政策实施空间。
因此，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我有一个具体的建议：可以考虑发行30年到40年期的长期国债，当然也可以是专项债，这与碳中和目标是结合在一起的。只要这30年到40年期长期国债的利率低于实体经济增长速度，可以简单理解为GDP增长速度，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政策就具有可以延续性。
通过这样的政策我们可以获得大量的资金，把资金投入到与中国经济和与实现“双碳”目标密切相关的核心和节点领域，这个过程可以对实体经济产出巨大贡献。在未来，我们可以更仔细地论证这一政策建议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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