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认识到，CCER机制与绿证绿电制度虽均有助于推动温室气体减排，但其政策目标存在明显差别。前者侧重于激励高水平减排行动，后者则侧重于促进绿色电力消纳，这一特点也导致两者对交叉管理领域的要求存在显著区别。
具体来看，随着绿证绿电全覆盖工作的推进，若海上风电、光热发电等可再生
能源类CCER项目在获签CCER的同时，出售其所获绿证，则导致项目取得的部分减排贡献在自愿
碳市场和绿证绿电市场重复获得激励，导致“双重获益”，这也在国际组织RE100等主流国际绿电倡议所设认可条件中得到一定反映。其中，得益于额外性等技术方法要求，自愿减排交易机制签发的信用指标，相对绿证等只是反映可再生能源电力零碳属性而言，更强调对其相对基准情景而产生的额外减排贡献的激励，从而确保CCER享有更高的指标质量，并使其应用场景远超绿证等适用的以间接排放为代表的“范围二”范畴。近期，欧盟委员会发布了电动车电池碳足迹计算规则草案，规定企业不可通过购买绿证来降低电力碳足迹，绿证的应用场景仍有待观望。
不难发现，避免可再生能源发电类项目产生的减排贡献“双重获益”，成为协调CCER机制与绿电绿证制度的关键着眼点，也是进一步理顺两者实施边界的重要着力点。考虑到上述机制签发指标的差异化功能，以及市场主体因实现多样化减排目的所形成不同需求，建议绿证主管部门在行政层面明确可再生能源类项目不得重复申领CCER和绿电绿证的前提下，鼓励此类项目业主结合指标用途、开发成本、技术要求适用性等因素，自主选择其项目减排贡献变现渠道，给予其充足的选择权和决策空间，进而最大化其减排收益，切实发挥市场机制促进可再生能源等
低碳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保障我国自愿碳市场发展空间，提升CCER机制和绿证制度国际认可度。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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