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实质上推出CBDC的是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等小型经济体，其政策目标为解决经济发展困境和实现外部均衡，不具备广泛的借鉴和推广意义。主流经济体开展的CAD-COIN、RSCoin、NBCoin、Stella、DC/EP等项目均处于内测阶段，没有进入大规模实用阶段。因此对CBDC的优势风险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仅从理论层面分析，仅有 Barrdear & Kumhof （2016）、姚前（2019）等运用DSGE模型实证模拟了CBDC对美国和中国经济的宏观效应。
总结而言，CBDC具有以下潜在优势：第一，可极大地降低发行和交易成本，提高M0流通效率和央行货币地位。第二，实现M0全周期的数据记录和追踪，提高货币投放的精准度，抑制影子银行等非正规经济活动，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有助于加强反洗钱和打击恐怖主义融资（AML/CFT）。第三，基于现有成熟的移动技术和操作系统，利用多种介质和渠道完成支付，实现普适性和泛在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数字货币。
另一方面，CBDC也存在一些潜在风险：可能会对既有货币政策工具和传导机制带来不确定性；可能对商业银行存款形成挤兑，存款搬家规模过大可能会导致系统性风险；可能会为
比特币、以太币等私人数字货币提供新的法币入金接口，这也会对跨境资本流动造成影响。但这些风险都能通过相应措施进行控制，不会成为阻碍CBDC推出的决定性因素。
（一） 法定数字货币的优势
第一，CBDC可极大地降低发行和交易成本，提高M0流通效率和央行货币地位。以我国的纸币和硬币成本进行测算，1角硬币的成本大约为9分，1元纸币的成本大约为0.4元，1元纸币的成本大约为0.4元，100元纸币的成本在1元之内。过去20年M0/GDP比重在全球范围内普遍下降, 也包括中国[20]。2018年6月中国M0为6.96万亿元，按照1%的发行成本进行测算，M0发行成本约为7千亿元。CBDC在系统完成后，其边际成本几乎为零。CBDC是基于数字化技术下的点对点支付，因此CBDC的流通速度不低于第三方支付和电子支付，第三方支付和电子支付的流通速度远高于现金，导致的
金融摩擦远低于现金。在M0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提高资金流通速度，央行货币单位时间内实际行使职能的货币量更大，其地位也得到提高。
第二，央行可通过CBDC实现M0全周期的数据记录和追踪，提高货币投放的精准度。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依托于商业银行的影子银行体系迅速发展，在2012年规模达到了22.4万亿元，资金通过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等形式绕过监管，大量流向“两高一剩”等政策限制性行业，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增大了金融系统性风险[23]。以移动支付、第三方支付为代表的电子货币创新部分取代了现金，但没有法定准备金等指标约束，提高了货币乘数，降低了商业银行对央行流动性的需求，削弱了央行调控短期利率的能力[24]。此外，随着金融风险压力的上升、合规成本的提高以及国际标准趋严，我国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的形势依然严峻。
基于交易记账的UTXO模式为资金转移交易提供了全流程的链条，每笔资金流动都有唯一编码，编码把此笔交易的输入和上笔交易的输出进行链接，层层清晰地记录资金流向。这有利于提高货币投放的精准度，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充分发挥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抑制影子银行等非正规经济活动。当流动性创设机制掌握在以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为代表的市场机构手中时，央行监管有效性面临挑战，CBDC为央行提供了数字金融范式下管理和监管金融系统的基础设施。
第三，CBDC可借助现有互联网渠道营销，实现普适性和泛在性。以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和以DNA（Data Analytics，NetworkEffect，Interwoven Activities）商业模式为基础的大型科技公司推动的金融科技，为基于数字技术的经济金融活动提供了完整生态。在CBDC推出后，数字经济的业务链条形成完整闭环，CBDC可借助现有的金融科技的支付网络和营销渠道向用户进行推广营销，进而实现数字货币的普适性和泛在性。同时，金融科技企业在大数据处理等方面的经验可为各国央行提供重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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