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环境中，对档案的信任依赖于对档案机构及档案工作者职业道德的信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存贮档案的场所通常具有神圣性，例如西方的神庙和中国西周时期的天府。在此阶段，人们借助机构的神圣性实现对档案的信任。但在数字时代，档案机构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一方面，数字档案具有载体和信息可分离性、易变性等特点；另一方面，随着后现代的兴起，档案概念呈现出“泛化”趋势，越来越多的非传统、非官方的档案资源进入公众视野，例如社交媒体档案、网页档案、私人档案、
社群档案等，权威性不再是档案资源的固有属性。此外，随着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官方机构的公信力受到质疑，加之网络上关于档案篡改的新闻层出不穷，尤其是审计、纪检监察、司法诉讼、税务稽查等特定场景下，传统的档案信任机制无法有效运转。
为构建适应数字环境的档案信任机制，档案界展开了三十余年的探索与实践。在真实性、可靠性和完整性保障方面，已经形成基于管理与技术双重逻辑的信任体系。其中，管理维度涉及制度规范和业务操作两个层面，在制度规范层，需要建立规范的流程和要求，包括前端控制和全程管理；在业务操作层，需要对档案形成至销毁或永久保存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进行元数据著录，定期对数字档案进行检测。技术维度主要有用户身份识别、权限控制、数字摘要、数字签名、可信时间戳等。其中，最具档案特色的是全程元数据著录，即基于背景关系的信任构建逻辑，尤以国际标准《信息和文献.记录管理过程.记录用元数据.第1部分：原则》（ISO 23081-1-2017）提出的文件管理元数据模型最为典型。该模型包括文件、业务、责任者、法规标准和关系五类实体[5]，我国也据此制定了面向文书、照片、声像等不同门类档案的元数据方案，旨在通过呈现档案与其业务背景间的关系构建档案信任体系。在齐全性保障层面，系统研究了数字档案的构成要素，形成了三要素、四要素、五要素等不同理论流派，目前得到广泛认可的是由内容、结构、背景构成的三要素。在可用性保障层面，形成了以OAIS参考模型为框架，以保存规划与管理方案为支撑，以格式管理、更新、复制、仿真、迁移、封装等策略为核心的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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