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数字产业和相关经济活动的治理已经成为当前全球面临的重要挑战。由于数字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本质上是全球性基础设施，其治理也应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即所谓的全球数字治理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单一的主体或制度负责和承担这方面的数字治理工作。随着大量数字平台和数字企业的兴起，许多原本由各个产业监管部门负责的问题，如保护消费者隐私等，已成为通用性的、全局性的问题。
从全球范围来看，为保障和促进跨境数据流通，各国制定了一系列基于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的法规体系和框架。此外，国际多边和双边贸易经济协定中也包括一系列针对跨境数据流通的政策工具，其中既包括由国际标准化组织等相关机构制定的通用标准和技术措施，也包括一些增强技术数据沙盒等因素。
在包括非约束性和约束性的多边协议中，如欧盟理事会、亚太经合组织、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东盟等数据保护框架，以及各种类型的贸易协定，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以及其他重要贸易协议中，越来越多的相关条款都是针对跨境数据流通而制定的。这是因为跨境数据流通已成为数字服务贸易的最主要形式之一，对跨境数据交付的保障至关重要。
在讨论促进跨境数据流通的政策工具时，可以看到有许多种类型的工具。通过将它们的监管程度和本地储存要求程度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将不同类型的监管和法律框架进行一定程度的划分。对于数据流通的监管，涉及国家安全的数据流通通常需要特别授权。
但与此相对的是，许多商业信息，包括脱敏的个人信息和一般商业信息，在欧美等许多体系中更多采用事后问责的方式进行监管。这意味着企业通常会事先承诺保障数据安全，但如果问题发生，才会接受问责。也有一些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数据流通形式，会受到保障监管措施的限制，对于本地数据的存储要求也不同。授权流通的方式通常会对本地数据的存储提出更高的要求。
随着全球数字治理框架的进一步拓展，可以看到跨境数据流通中出现了越来越丰富、细分和细致的监管措施和手段。不论是公共部门的特别授权，还是一般私营部门，只要满足特定要求的数据传输，都可以看到监管的存在。当前全球跨境数据流动的监管框架从最严格到相对灵活都有划分。因此，在对这些监管进展或工作内容进行进一步分析时，不仅欧洲、美国、中国等大型经济体拥有越来越专业和细化的监管法律法规框架和政策体系，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也在不断涌现。
从跨境数据监管的具体角度，特别是数字贸易和数字服务贸易的限制来看，根据OECD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主要包括针对5个方面评价数字服务贸易的限制，包括基础设施和连通性（例如电子信息传递）、电子交易、支付系统、知识产权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数字赋能服务的相关贸易的限制性措施，目前中国在跨境数据开放方面仍采取相对严格的组织和监管措施，这与当前的国情密切相关。
然而，在全球数字贸易的发展和促进方面，中国仍积极开展促进工作。尽管中国在数字经济的规模上具有一定优势，但在全球数字贸易中仍需进一步努力。在数字贸易和数字经济核心议题上，中国在数据流动和数据本地化方面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与中国对海关、
电子商务等方面更开放的态度相比，在数据流动和数据本地化层面，中国更注重数据隐私和数字安全。中国未来也需要更积极地推进现有的数据治理框架和体系建设，以及与国际通行的一系列新规则的协调，以更有效地促进未来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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