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目前，
数字货币领域最新和最重要的探讨开始转向所谓数字法币，也就是数字化的法定货币。数字法币和私人数字货币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杨凯生：目前对于数字法币似乎还没有权威的官方定义。参考法定货币和数字货币的特征，我认为，数字法定货币应该有以下几个特征：有主权背书，由央行发行，具备计价单位、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的功能。同时，它运用了目前最新的数字和加密技术。只有具备这些特点的数字化货币才能成为真正的法定货币。
货币的功能是让交易更为便捷、高效、低成本，它应该为实体经济的运行和社会的发展服务。对一国居民而言，其货币不应该是投机资产。
不少人对于数字法定货币还寄予了这样一个希望，那就是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能够实现所谓“智能发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人认为，可以实现基于个人的“智能使用”的“智能发行”，比如钱放在电表里，当余额不足时就能自动充值;或者开车经过收费站，卫星定位后，就可以通过智能合约直接实现扣钱等应用。这个和目前智能电表和交通ETC卡的预充值原理完全不同，是央行直接向社会公众发行数字货币。当然其中还有不少理论问题和实际操作问题，现在还只能说是一种前景吧。对于政策而言，这是基于智能计算的前瞻性货币政策的一种传导方式。也就是说，数字法定货币的发行体系应该是智能的、有弹性的，这一点正是
比特币这类私人数字货币所不具备的。当然，货币发行的智能化涉及方方面面，短期内实现的可能性似乎还不大，还需要长期的探索。
另外，数字法定货币和私人数字货币在安全性的管理上，至少目前看来也还存在很大的差异。应该承认目前私人数字货币是存在一
定安全隐患的，被黑客攻击的案例也已发生过一些。对数字法定货币而言，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是难以想象的。数字法币在安全性上必然要有最高的要求，否则不仅是货币当局和整个政府的声誉都会蒙受不可估量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全社会的经济
金融运行，乃至政治生活都有可能陷入一种混乱。除此之外，数字货币也应该十分关注隐私的问题，因此，能够在安全性和保护隐私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应该是数字法定货币发行、使用、管理的过程中比私人数字“货币”更具优势的地方。
第一财经：对于全球央行的政策制定者而言，可能大家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发行数字法币？除了刚才谈到的一些智能应用之外，数字法币有哪些目前的货币和支付系统无法比拟的优势？应该不仅仅是由于出现了私人数字货币的挑战，央行才加快了这方面的推进步伐。
杨凯生：你这个判断是对的。你总是喜欢用“数字法币”这个词，我听着总感到有点别扭，这么叫简捷倒是简捷了，其实我觉得叫“数字化的法定货币”更准确，当然啰嗦了一点。至于发行数字化法定货币的好处，首先，数字化的法定货币一旦真的使用了，那将有助于全球大幅降低使用现金的成本。有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现金交易每年达75万亿美元，85%的全球消费者使用现金进行支付，据说全球使用现金的成本(包括印刷、发行、运输、销毁等等)占到全球GDP的2%，也就是说大致相当于加拿大这样的国家一年的GDP。这个成本是相当可观的，如果能省下来那当然是一件好事。当然，也有人提出数字货币的发行、使用、支付、清算等耗能是很高的，那也是一种巨大的成本。这可能要靠技术进步来解决了。
其次，不同类型国家发行数字法币，会出自不同的考量。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希望数字货币能够有助于解决普惠金融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由于缺乏基础的金融服务，全球有大约20亿人只能依赖现金进行交易，而这些人主要都在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例如英格兰银行、美联储和欧央行，可能更多的是希望利用数字货币来优化货币政策的实施和传导机制。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国家的货币当局希望能够借助数字货币来改进对货币体系的理解，让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更为透明而有效，同时也能解决目前因“负利率”存在而带来的一系列实际问题。此外，还有一些国家，例如瑞典，由于社会大众对现金使用的“排斥”，也增强了其央行发行数字法币的紧迫性。
第一财经：那么央行发行数字法币，目前来看条件是否成熟了？
杨凯生：条件是否成熟主要取决于具体目标的设定。若目标是一个整体系统的转换，那我以为条件远未成熟。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从传统纸币体系向数字货币体系转换是一项极其庞大的系统性工程，这个中间应该有一个很长的转换期。同时，目前数字货币完全替代纸币的技术条件也还不成熟，例如大家普遍看好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在目前阶段由于处理速度过慢和效率太低，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用它来替代全球实时全额支付系统是不可能的。但是，若行动的目标只是一个小范围的尝试和破冰，那应该是可以的。也只有尝试了才能更清楚地看到问题，才能更好地调整政策和更有效地改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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