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我们相信如果数字法币真正落地，假以时日一定会给整个货币
金融体系带来方方面面的深远影响。你如何评估和看待这些影响？
杨凯生：数字法定货币的发行确实会对经济和社会带来深刻影响，特别是对金融体系。当然，短期的影响取决于究竟设计怎样的数字法币框架，取决于推进数字法币的节奏以及相关技术的演进。从数字法币本身的特性来看，其发行将降低整个货币体系的成本，提高交易特别是跨境交易的效率。这一点应该没有疑问。
从金融体系的角度看，针对数字法币推进可能带来的影响，人民银行的范一飞副行长也有过解析：第一，货币结构发生变化，货币乘数增大;第二，实物货币需求持续下降，金融资产相互转换速度加快;第三，货币流通速度的可测量度有所提升，有关金融交易的大数据分析基础更为扎实;第四，可能降低KYC(了解你的客户)与AML(反洗钱)成本，提高监管效率;第五，提供高效的共享金融环境，驱动金融创新。
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数字法币会引发和加速金融脱媒，影响甚至重塑货币政策框架和传导机制。当然，在一旦出现金融恐慌和金融风险时，它也会加速其传导和扩散，从而加剧对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冲击。
总之，要说科技发展对金融业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数字法定货币的发行应该属于最重要的一条。其他的，例如互联网信贷、第三方支付、网上理财、各种“宝”类产品的销售等等，与这相比还都谈不上是什么颠覆性的变革。
第一财经：那么看来你也认为对于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数字法币发行是会形成不小冲击的？
杨凯生：我刚才说过，如果中央银行直接向公众发行
数字货币，那么银行业存在的最重要的基石也许会被动摇。而如果遵循传统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模式，银行业受到的冲击将会降低，甚至是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因为数字法定货币是现金的替代品，也需要有对应的专业机构服务，商业银行仍有其优势。不过，数字法币的发行可能会加剧商业银行体系内部的竞争，银行发挥期限转换功能的作用也将会削弱。同时，法定数字货币和传统意义上的账户的关联性可能减弱，这会导致商业银行与客户关系的深度变化。更加个性化的基于场景的服务会进一步成为商业银行之间竞争的关键。
第一财经：很多人把数字货币理解为一种技术驱动，其实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选择，首先应分析其经济学意义和政策的经济社会影响，也就是要关注其制度安排。你认为在这方面应有哪些考量？
杨凯生：对，我赞成你的这个说法。数字货币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创新，它首先是一个经济金融问题，要深入分析其经济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分析相关政策推出可能导致的成本收益和利益分配格局的改变等等。对于具体制度安排和设计取向，前面讲到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对经济运行支持服务的效率、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的落实、隐私与安全的平衡等都非常重要。同时，数字货币是跨国界的，国家间的政策协调也不可或缺。在这方面，IMF和BIS等国际组织都应发挥作用，而中国应积极参与其中，努力引导其相关进程和规则的设定。
第一财经：有一种观点认为，数字法币会改变全球货币金融体系，改变美元独大的局面，也会加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你怎么看？
杨凯生：这个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大规模使用法定数字货币将使跨国交易更加有效，不管是政府还是个人，假以时日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需求都会增加，这也许会减少对于当前主要储备货币也就是美元的需求。坦率地说美元目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与美国经济在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分量是并不相称的。其实美元目前的地位过于强大，不仅对世界其他经济体带来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使得美联储货币政策在美国国内的有效性受到了影响。因此，如果一些大型经济体数字法定货币的发行能够使得大家走向更加多元的全球货币体系，那可能对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有好处的。在这过程中如若人民币先行一步，那是十分有意义的。
作者：杨燕青/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 林纯洁/第一财经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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