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规定“各缔约方应当在公平的基础上，并根据它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因此，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率先对付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21]《巴黎协定》的表述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按照不同的国情”的修饰语。[22]这一小小的改动意味着一国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责任、适应能力不再是唯二决定因素，当前、未来预期排放量可能被纳入考量，使得责任拓展至后发工业化国家，分化发展中国家在多边气候协定下的谈判
联盟。由于责任分配的暧昧不明，CBDRRC本身无法回答一个关键问题：CBAM应基于何种标准认定“低”责任/能力国家，进而赋予其进口产品以豁免、减免等优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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