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峰：第一问，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4日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的新闻，我和我的同事第一反应是感到惊讶，我怀疑很多人和我有类似的感受——几乎不敢相信，毕竟此前许多从事区块链技术应用与投资的人，一直被争议，一些政府官员和主流商业精英也曾经对区块链三个字避之不及，社会上对区块链的看法也是千人千面。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近年来在数字资产研究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您在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朱嘉明：10月25日傍晚，我正在旅途之中，当我知道这个消息时候，并没有感觉那样的吃惊。确切地说，我的理性立即压倒和抑制了任何情绪性和情感性的自然反应。理性驱使我思考两个基本问题：其一，为什么是“区块链”？其二，为什么是今年10月25日，而且恰恰在四中全会之前。当然，我没有能力回答我自己提出的问题。
王峰：无论是央视还是人民日报，都在第一时间对这次讲话给予了大篇幅报道，掀起了全国各地开始区块链热潮，您认为中央为什么开始在这个阶段大力提倡区块链？我们可以从中解析出哪些信号？
朱嘉明：首先需要定义“这个阶段”四个字。我认为，“这个阶段”主要是指中国的“后高速增长”阶段，也就是经济增长进入6%至7%区间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创新”需要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但是，涉及“创新”的技术领域极为宽泛，需要找到一个具有综合性特征的技术，或者说，这个技术本身就是一个“集群”，或者说各类高新技术的“集合”。毫无疑问，唯有“区块链”具备这样的特征。
至于如何回答“解析”出哪些信号？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背景，自然有不同的看法。从我的角度看，最重要的信号包括这样几点：
其一，因为“区块链”集中了数学、密码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方面的技术，以及互联网多年发展的技术成就，需要重新评估“区块链“的科学和技术的价值；
其二，需要充分发掘“区块链”的潜力，目前并没有得以充分发掘；
其三，需要扩展“区块链”的应用场景，不仅是经济领域，也包括政治与社会领域。
其四，选择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的时点，提供了区块链技术与改善社会治理模式的想像空间。
还应该注意到，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4日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的新闻，远远超出了新闻价值，反映了决策层的一个战略性的转变， 那就是将科学技术元素纳入到治国理念之中， 并且占有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这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其历史意义不可低估。
王峰：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如今已经41年过去了，回想当时刚听到中国公布改革开放政策时，您是怎样的心情？
朱嘉明：1978年12月，我刚刚研究生入学三个月，我们同学是在宿舍里听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告的。那时大家十分激动，不仅仅是因为文革正式结束，结束长期国民经济基本停滞的状态，而是感到中国将要发完成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变革。
王峰：看过您的资料，那时您好像才28岁吧，和今天的90后们年龄相仿，才参加工作几年。作为当年亲历改革的知识分子，您曾经为中国经济改革献计纳言，您是否还愿意聊聊，自己是当初是如何憧憬中国经济未来的？对比今天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您如何看待今天和昨天最大的根本不同？
朱嘉明：我们当时对中国经济的憧憬是相当简单的，希望中国在有限的时间内，解决普遍性的贫穷问题，为此需要改革。至于中国的未来Model，讲的最多的不过是亚洲四小龙。那是一个经过长期“闭关锁国”的历史时期，我们对世界的认知非常有限，周围几乎没有走出国门的亲朋好友。所以，所谓的“憧憬”想象力有着极大的局限性。
王峰：给我一个切身印象，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中央领导层对技术的学习越来越重视。近三年以来，涉及到国家重大科技创新战略的政治局学习，每年仅有一次，分别是2017年国家大数据战略，2018年人工智能，以及最近这次的区块链技术。而在早期，我注意到中央领导层对技术学习的话术更大，比如邓小平曾提到“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相对来说，本届中央政府在技术创新领域的集中学习，越来越具体化和专业化，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朱嘉明：好事。这是历史潮流。在不久远的未来，全球范围内，专业化政治家会逐渐遭到淘汰，也就是说，政治家不仅需要懂得经济，还需要懂得科学技术。因为，科学技术会日益强烈地影响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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