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无论定性为内部还是边境措施，CBAM是WTO法允许的边境调整措施。为保障公平竞争条件，与产品或其生产、销售有充分联系的国内税、法规可边境调节，其手段包括对标于国内税的进口费、[11]国内税或法规[12]。反之，若超越该范围，CBAM将构成GATT禁止的进口数量限制。对此，法案表明虽然ETS有排放配额的上限，但“CBAM不应设定进口数量限制，以免限制贸易流量”。[13]因此，CBAM属于WTO法认可的边境调整措施。
其次，关于非歧视义务，CBAM可能违反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在国民待遇方面，CBAM可构成对同类（like）、非清洁进口产品的事实上歧视（de facto discrimination）。CBAM对进口产品征取的费用与其生产中的实际排放量挂钩，但WTO法律实践反对在认定同类产品时考虑投入品、生产与加工过程，除非这有助于确认产品间的竞争关系。相比于欧盟产品，清洁生产技术相对落后国家同类产品的进口将遭受严重打击。对此，欧盟或将申辩说CBAM涉及的同类产品并非最终产品（如
钢铁），而是作为投入品的
能源（如煤炭）。CBAM证书的价格每周计算一次，以跟踪欧盟ETS的碳价，因此在投入品意义上CBAM似乎不具歧视性。的确，“产品”在WTO判例中不限于最终产品，还包括中间产品、投入品，但CBAM对能源投入的“间接”收费仍表现为对最终产品的直接“收费”。后者的歧视性是貌似统一的计算公式也难以掩盖的。另外，倘若CBAM造成了繁重的行政负担，如获取申报授权、履行报告义务、申请减免、核实
碳排放量的程序过于复杂、拖延，则原告可主张进口产品遭受了低于国内同类产品的歧视性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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