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健全货币政策框架体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直实行大一统银行体系，人民银行同时承担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职能，并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改革开放后，人民银行逐步将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剥离出来，1983年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主要负责实施
金融宏观政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和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货币政策调控机制逐步从以直接调控为主向以间接调控为主转变。一是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确立了“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增长”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二是改革“统存统贷”的信贷计划管理体制，取消信贷规模限额控制，逐步确立货币供应量（M2）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适时创建社会融资规模指标，作为货币政策重要参考指标；三是建立完善存款准备金、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制度，根据经济金融运行实际需要，陆续创设了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等货币政策工具。
强化货币政策宏观调控。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民银行始终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化，适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例如，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在中央领导下，人民银行加强对货币信贷总量的控制力度，加大金融治理整顿力度，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抑制了投资过快增长和物价快速上升。又如，面对2003年之后我国经济新一轮上升周期，5年中，先后1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其中，2007年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6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再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加深并升级为国际金融危机，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发生重大转变，人民银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国务院确定的应对危机一揽子计划，及时调整货币政策的方向、重点和力度；5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保持流动性充分供应，帮助中国经济在2009年率先实现企稳回升。又如，2009年第二季度我国经济强劲复苏后，人民银行及时开始反方向调整，先后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有效降低了政策超调可能产生的影响。2015年后特别是2018年以来，面对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周期性下行压力，既保持政策定力，又适时预调微调，积极加大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民营、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缓解经济下行对实体经济的压力。
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认识到宏观不审慎是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人民银行较早在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2009年下半年，针对当时人民币贷款快速增长的局面，提出按照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设计新的逆周期措施。2010年，通过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将信贷投放与宏观审慎要求的资本充足水平相联系，探索开展宏观审慎管理。201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用好宏观审慎工具后，人民银行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逐步将更多金融活动和资产扩张行为以及全口径跨境融资纳入宏观审慎管理。2017年，“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被正式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打好三大攻坚战，其中第一大攻坚战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人民银行积极履行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职责，牵头制定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三年行动方案，出台资管新规及配套政策，加强金融控股集团监管，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与金融基础设施监管制度，补齐制度短板。积极稳妥推动结构性去杠杆，把好货币总闸门，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严格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严控家庭部门债务、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地方政府杠杆率过快增长。有序整治各类金融乱象，果断处置部分高风险金融控股集团风险，大力清理整顿金融秩序，持续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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