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实用性和应急性的角度考虑，我国在短期内应围绕不同层级的受制裁主体，同时建立起多层次的数字人民币支付结算新体系。例如，针对美国对高科技企业的定点
金融制裁，我国应按照上述广义框架的基本思路，围绕高科技企业的全球业务系统，打造以核心企业为超级节点的企业级市场化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平台，确保高科技企业在面对美国金融封锁时依然可以进行必要的跨境支付与结算，从而保障这类企业的跨境业务顺利拓展。
在企业级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平台上，央行主要负责数字基础设施的安排和监管，依靠其开发的DC/EP，设置封闭式企业使用场景，以DC/EP作为高科技企业跨境业务
联盟链的媒介货币，执行计价和结算功能，数字人民币不脱离这一企业级的封闭应用场景，央行负责数字人民币的供给、回收、兑换和清算。在兑换环节，针对境外企业，央行可以依靠已经建立的庞大法币互换网络，为不同国家的企业提供多样化的优惠兑换需求，即境外企业在支付结算后所持有的数字人民币可以根据需要向人民银行兑换多种形式的法定货币，并获得额外的兑换优惠（相对于法定货币的汇率而言）；针对境内企业，央行将企业支付结算后的数字人民币余额直接转入企业或个人的数字钱包，以保证在交易完成后平台的数字人民币余额不变。
考虑如下场景：假定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对泰铢的即期汇率为5，H公司出售价值1万元人民币的产品给泰国进口商A公司，Z集团从泰国大米出口商B公司进口价值2.5万泰铢的大米。在该场景下平台执行跨境支付结算的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支付结算平台用1万元人民币向央行购买1万个数字人民币，作为平台内交易货币，在平台内法币（人民币、泰铢）不直接兑换，法币（人民币、泰铢）和数字人民币可兑换，平台将数字人民币与泰铢的兑换比率设置为1:5，即1个数字人民币兑换5泰铢。
第二步，泰国进口商A公司在支付结算平台以5万元泰铢购买1万个数字人民币，用于支付从H公司进口的产品。
第三步，H公司出售产品给泰国进口商，获得1万个数字人民币，随即在平台内将1万个数字人民币兑换为1万元人民币，直接获得人民币出口收入。
第四步，Z集团以0.5万元人民币在平台购买0.5万个数字人民币，以0.5万个数字人民币兑换2.5万泰铢，用于支付给泰国的大米出口商B公司。注意在以上的两笔交易中，数字人民币只是作为媒介货币，每笔交易中，数字人民币都不增不减。
第五步，央行用0.5万元人民币购买平台结余的2.5万泰铢，进行定时清算，从而使得平台内各种法币余额为零，但1万个数字人民币的余额保持不变。
按照以上思路，央行在数字人民币支付结算新平台的建设和推广过程中主要坚持三项原则：一是服务原则，央行只负责数字人民币的供给、监管和清算，将数字人民币作为公共品供给至不同平台，并对平台的数字人民币余额进行定时清算；二是市场原则，央行将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结算领域的应用场景交给市场化平台主体去运作，而不同平台之间通过高质量低成本服务、折扣兑换等市场化手段吸引用户、自由竞争；三是底线原则，央行作为监管者，负责实需鉴定、合规审查以及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和反逃税的“三反”工作，打击任何利用平台进行的违法违规活动，保障应用场景内各平台的公平竞争和健康运行。
总结来说，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新体系的建设过程中，所有参与主体须始终围绕其终极目标：充分发挥数字人民币（DC/EP）的领先优势，重点服务遭受美国金融制裁的特定行业和重点企业，打造金融封锁情形下的中国版“备胎”计划——以数字人民币为媒介和计价货币的多层次市场化跨境支付结算新平台，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平台的工具创新和市场发育，将会打破现有的跨国支付体系垄断，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更具效率、更加先进的全球跨境支付体系。
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跨境数字资本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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