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以上条件，欧盟难以凭借一般例外正当化对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违反。CBAM给予豁免或减免的条件过于严苛，未能考虑到其他成员国国内与ETS“效果相当”的环保措施，因此缺乏适当的灵活性。若不能保障发展中国家、中低收入国家的参与权、话语权，欧盟所预想的气候俱乐部可能沦为排他性、歧视性的小团体，从而违反其平等谈判义务。尽管法案规定有权机关决定应附有理由并告知上诉权的信息，但正当程序还取决于未来实施细则的透明度、授权组织的资质、上诉机制的行政效率等。
更重要的是，CBAM“强迫”他国通过碳定价实现降碳的设计本身已背离了前言部分。尽管欧盟宣称CBAM“不直接取决于……一国的政策选择”，[16]最终法案的设计未能掩饰其激励（incentivising）效果。正如美国虾龟案所揭示，若一项贸易措施对其他成员国“具体政策决定产生故意、实际的胁迫效果”，迫使其“采取基本相同的政策”，则将构成任意、不合理的歧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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