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AM的最终法案仅承诺为LDCs提供“可取的”（desirable）财政、技术援助，一方面不合理地限缩了援助范围，另一方面对LDCs的支持力度不足。首先，欧盟不应将非LDCs的发展中国家排除在援助范围之外。欧盟委员会承认，“若缺乏补偿机制，LDCs可能主张CBAM的引入迫使其承担不成比例的负担……与[CBDRRC]原则产生冲突”。[26但这一理由同样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考虑到“增强支持”对于发展中国家“在行动中采取更高雄心”的必要性，《巴黎协定》明确发达国家应提供财政支持，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其减缓目标。[27]其次，正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所呼吁，[28]LDCs、SIDs应豁免于CBAM。在《巴黎协定》下，作为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vulnerable）的两类发展中国家，LDCs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可自主“编制、通报反映其特殊国情的温室气体减排战略、计划和行动”。[29CBAM实际上剥夺了《巴黎协定》赋予这两类国家在减排政策上的自由裁量权。
虽然法案表示欧盟正着手引入收入循环机制，但在应具体投入财政援助的收入比例上保持沉默。在立法过程中，欧盟甚至曾设想用这些收入应对欧盟内部新冠疫情的经济影响，支持对绿色化、数字化转型的投资。[30]鉴于CBDRRC，欧盟应将从发展中国家
碳排放获得的收入用于支持这些国家的脱碳努力。
结语
“国际法是一种论辩实践，旨在说服如法院、同行、政治家和法律文本读者等目标受众，使其相信某人所捍卫之立场的法律正确性——合法性、正当性、正义性、可容许性、有效性等。”[31]
今年3月，我国在WTO贸易与环境委员会（CTE）会议上提议，以CTE为平台“就贸易方面和某些环境措施的影响展开专门的多边讨论”，并以欧盟的CBAM作为首项议程。[32]在6月CTE会议上，我国的提案从边境调节方式的公平合理性、“碳泄漏”风险的客观衡量、CBDRRC的落实、发展中国家利益等角度为CBAM的多边讨论提供了建设性意见，得到了广泛呼应。[33]我国驻WTO大使对于CBAM“不公平惩罚发展中国家”表示了严厉反对。[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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