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特性，环境规制可能会促使企业将研发资金用于非绿色技术创新，而绿色技术创新是企业、产业乃至经济体实现
低碳转型的关键。鉴此，这里主要围绕
碳市场的绿色创新效应进行总结。就碳市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而言，大多数文献认为，碳市场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积极影响［71］。有研究发现，碳市场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72］，而碳价格的提升有助于强化碳市场的创新激励作用［66］。此外，也有研究指出，碳市场引致的绿色技术创新并未对其他技术创新产生挤出效应，并且该政策还通过威慑效应促进了非试点行业的绿色技术创新［73］。余典范等［74］基于生产网络视角的研究则发现，碳市场不仅促进规制行业的创新，还倒逼其下游行业提升创新水平，但也对其上游行业创新产生了负向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碳市场的创新效应还受到市场结构、企业性质等因素的影响。例如，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越倾向于采取绿色技术创新的方式来回应
碳交易引致的规制压力；国有企业倾向于通过加大
金融资产投资来释放压力，民营企业则倾向于选择绿色技术创新作为应对［75］。不过，也有少量文献发现，控排企业主要通过减产来实现既定减排目标，由此带来的现金流和预期收入下降会促使其减少R&D投资，从而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抑制作用［76-77］。
除检验碳市场的总体绿色创新效应外，已有研究在区分绿色创新类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碳市场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有文献发现，碳交易政策对控排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有促进作用，而对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未产生显著影响［78］。在中国专利分类中，发明专利较实用新型专利具有更高的创新性，可见碳交易更有助于引导企业从事高质量的绿色创新活动［79］。类似地，何彦妮［80］借助专利引用信息识别企业的创新策略，发现碳市场一方面可以促使企业减少基于既有知识的渐进式创新，另一方面能够通过促进高技能人力资本的积累，激励企业进行更多探索新知识的突破式创新。也有文献持不同观点，姚星等［81］发现碳交易机制对非发明类绿色专利的促进作用更强，原因在于此类专利的研发与申请成本相对较低，能够在短期内提高企业产出。类似地，有学者发现由于控排企业选择减产来应对减排压力，且绿色发明专利的创新成本更高，企业更倾向于减少绿色发明专利创新活动以节约成本，故碳市场对绿色发明专利的抑制作用要强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76］。
总结与展望
作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中国碳市场的成效一直是政策制定者和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关于中国碳市场的影响评估研究大量涌现，为综合评估该政策的政策效应提供了基础。既有文献从经济效应、环境效应、创新效应等角度对碳市场的影响展开深入研究，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完善。
研究视角方面，碳市场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家庭经济福利（如消费）、居民个体福利（如健康），已有文献并未给予足够关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环境治理的新理念，评估碳市场的福利效应将是未来研究有待加强的一个重要方向。同时，现实中碳市场的影响不限于受规制企业，还可能延伸至非规制行业、非试点地区，但鲜有文献对碳市场的溢出效应展开研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地方政府间的环境规制竞争日趋激烈，这意味着碳市场可能影响邻近地区的
碳排放控制策略，由此产生预期以外的政策效应（如碳泄漏、创新溢出等）。因此，从跨行业、跨区域视角检验碳市场的溢出效应同样值得后续研究关注。
研究内容方面，大量文献从多个视角评估了碳市场的影响，但鲜有研究进一步考察差异化制度设计与碳市场政策效应之间的联系。碳市场制度设计理论源于西方发达国家，欧美等发达国家也已构建起相对完善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然而，中国在发展阶段、碳排放特征以及市场条件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中国碳市场的关键制度设计将不同于欧美国家和地区的碳市场。在试点阶段，各试点地区结合中国独特的国情与地方特色构建了明显不同于国际碳市场的制度体系。这些差异化制度设计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中国碳市场的政策效应？更进一步，在
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的背景下，如何优化制度设计以充分发挥碳市场的作用？这些问题有待相关研究的检验与解答。
研究结论方面，在某些视角下，既有文献所得的实证结果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通过对中国碳市场政策效应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发现导致这些分歧的可能原因包括：一是研究样本的不同，包括研究时期、研究层次、研究对象。就研究时期而言，由于碳交易政策的影响存在时滞效应，研究样本跨度越小、越接近政策实施时间，所得的政策效果通常越不明显。就研究层次而言，有关企业行为的研究能够提供更为直接和精确的微观证据，但若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碳市场在宏观层面的总体效应可能与微观效应存在差异。就研究对象而言，构建准自然实验是当前评估中国碳市场政策效应的主流方法，但现有文献设置处理组的方法不同。例如，在检验碳市场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时，不同研究分别采用是否为试点地区、是否为试点地区的高碳行业以及是否纳入重点控排企业名单来构建政策虚拟变量，相应的研究样本及其分组存在明显不同。二是研究方法的不同。双重差分法、合成控制法是评估碳市场政策效应的常用方法，但即使采用同一方法，既有文献在具体实证设计上也存在差异。以双重差分法为例，大多数文献采用单时点双重差分方法，选取特定年份作为政策冲击时点。考虑到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更契合中国试点碳市场的“先行先试”政策特点，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评估碳市场的政策效应。以上两种方法对处理效应的估计存在差异，由此得到的结论可能大相径庭。因此，深入探究已有研究分歧的来源，更好地规范未来研究，可为全国碳市场建设提供更为科学的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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