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市场体系还没有完成系统性建设：价格机制无法充分反映要素的全部价值，环境外部性不能很好的传导至产品价格中，因而绿色产品发展不畅；
碳交易市场建设进展缓慢，试点运行过程中各市场的价格和交易规模都有所不同，制造业行业纳入较少；碳税机制不完善，行业纳入不足且促进碳中和及绿色发展的针对性不强；
碳排放融资体系不健全，资金缺口较大且社会投资的积极性不高，目前主要依靠政府投资。
第二，区域间缺乏政策协调机制。各区域关于碳排放和绿色发展的政策一致性不足，区域间政策外部性效应明显：一些地区实施较为严格的限制排放政策，致使高污染企业转移到其他区域，增加了所转移区域的环境治理成本；一些地区为绿色企业提供较高的财税补贴，吸引企业转移，抑制了其他区域的绿色化转型进程，同时加剧了政府财税补贴的“囚徒困境”。此外，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牵头成立了一些全国性和地区性的绿色制造
联盟，但由于缺乏统筹协调机制，普遍缺乏市场主体的参与，致使其功能无法得到有效发挥。
第三，针对绿色产品消费端的政策不足。现有的碳中和相关政策主要是针对重点行业生产层面的经济和环境规制政策，对绿色产品的消费端缺乏重视。我国碳中和政策是基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特征制定的，面向制造业生产领域的政策较为全面，而对于包括中间产品市场在内的产品市场政策供给相对不足。在财政激励方面，政策所提供的财政补贴完全集中在生产侧，主要体现为生产性补贴和技术开发补贴，而对于消费绿色产品没有经济激励。
第四，部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短视性加剧了政策的不确定性。地方政府承受经济增长和生态环保双重考核压力的制约，一些地区在制定政策时缺乏时间上的连续性，实践中无法同时兼顾碳中和和“稳增长”双目标，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只追求一个目标的实现。具体表现为，一方面，2021年以来，由于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和需求复苏，部分地区上马高耗能、高排放项目，致使
钢铁行业和矿物制品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均同比增长了15%左右；另一方面，出于环保督查和“能耗双控”指标的压力，一些地区采取“拉闸限电”的方式直接调控
能源消耗强度和能源消费总量，致使企业蒙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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