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传统模式的持续运行将使我国NDC的实现受到质疑。我国是碳信用供应大国，根据伯克利大学建立的全球自愿减排项目数据库，在我国NDC覆盖范围内的自愿减排项目剩余碳信用高达6800万吨。这些减排项目目前均以传统模式的方式运行，并且根据本文2.2节的分析，这种模式在中长期还会持续运行。如果我国将这些项目纳入实现NDC的减排行动，同时这些项目又将其碳信用出售给其他企业，这就造成了重复声明，而重复声明有可能增加全球排放量。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7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总结了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四个重大转变”，其中第三个转变是我国实现了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这意味着我国的气候变化减缓行动受到各界瞩目。如果我国大量的自愿减排项目仍以传统模式运行，最终会导致国际社会对我国NDC的实现产生怀疑，有损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二是项目开发商由传统模式转向相应调整模式将极大增加政府负担。当前，在我国NDC覆盖范围内的、具有剩余碳信用的自愿减排项目有395个。为提高碳信用出售价格、提升市场竞争力，这些项目中的一部分很可能在未来申请获得我国政府相应调整的承诺。同时，根据本文3.1.1节的分析，潜在的众多新项目开发商也有可能选择相应调整模式。为了不影响我国NDC的实现，政府需要投入大量成本进行能力建设，以便准确识别真正具有额外性的项目。非NDC覆盖模式和NDC贡献声明模式使我国政府面临新的机遇。一是非NDC覆盖模式可提升我国非CO2温室气体的减排力度。我国对非CO2温室气体的关注较少，既没有纳入全国
碳市场，也没有纳入NDC覆盖范围。但世界资源研究所（2016）的报告指出，到2030年我国每年可以减少约8亿tCO2当量的非CO2温室气体排放，这部分减排量不可小觑。由于非NDC覆盖模式与传统模式十分类似，且能够有效避免重复声明，这种模式对项目开发商的吸引力将大大提升。同时，阻碍我国非CO2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开发的主要原因：一是其成本过高，目前有研究表明许多公司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其客户所在地的碳信用，而我国恰好具备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上述两种因素叠加将极大利好我国非CO2温室气体项目的开发，提升我国在此领域的减排力度。二是NDC贡献声明模式可为我国提供长期气候融资渠道。世界经济
论坛与奥纬咨询联合发布的《应对中国气候挑战：为转型提供融资，实现净零未来》报告指出，要转向净零排放，我国存在44万亿人民币的资金缺口，不仅需要充分撬动私营部门的资金投入，还需要长期可持续的融资。根据本文2.1节和2.2节分析，虽然其他三种模式均能实现上述目的，但这三种模式的可持续性不足。NDC贡献声明模式设计的主要目的就是促使企业帮助东道国实现其NDC，同时其能够解决新形势下自愿碳市场面临的风险，因而其能够可持续地为我国带来气候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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